德国学者科夏克（Koschaker）指出：“劣质比较法比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比较法更糟糕。”[43] K·茨威格特、H·克茨则认为，“全部比较法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原则，……任何比较法研究作为出发点的问题必须从纯粹功能的角度提出，应探讨的问题在表述时必须不受本国法律制度体系上的各种概念所拘束。”[44]而日本学者大木雅夫还意识到，“被功能主义比较法的阴影所掩盖的结构主义的比较法或单纯的法律概念的比较至少也有其特定的意义。……同样，主要着眼于阐明各法律秩序之样式的法系论，也应理所当然地将其重点从功能的比较法向结构的比较法转移。”[45]准此见解，我们一方面应重视制度功能的分析与判断，另一方面还应运用体系化的方法来取舍各种制度。下文将进一步结合法国法系的统一立法模式和德国法系的分别立法模式来讨论相邻关系本质认识的法定地役权说、所有权扩张与限制说。
（二）法定地役权说
法定地役权说的核心观点是，法定地役权能够界定相邻权的法律属性，法国法系的法定地役权说是一个科学的解说。其具体理由在于，第一，法国法系如法国、意大利、阿根廷、智利、俄罗斯等国，都是用地役权权利模式来解释相邻权的。第二，德国法系虽把相邻权解释为所有权扩张或限制，但与法国法系规定的具体权利结构和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均源于古罗马地役权制度，因此以法定地役权来定义相邻权是完全可行的。第三，地役权所具有的一系列制度优势，完全可以使其适应相邻关系调整的社会实际需求。[46]
1.法定地役权说存在的主要缺陷
从整体出发考察法定地役权说的上述理由，可以发现，其存在如下两方面的缺陷：
第一，欠缺实质合理性。首先，法定地役权论者对相邻权概念的界定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以张鹏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在不同的场合认为：“相邻权概念指对他人不动产的一种使用权”；“相邻权是以不动产相邻为必要而产生的权利或者说所受的限制”；“相邻权即是一种法律关系，一种权利义务关系”。[47]这些观点对相邻权的认识立场摇摆不定，时而将相邻权界定为使用权，时而将相邻权等同为相邻关系。法定地役权说连解释的对象尚且不明确，还谈何科学的解说？其次，进一步的，在法定地役权说的逻辑延伸之下，将可能会导致“相邻关系＝法定相邻关系＝相邻权＝法定使用权＝法定地役权”这一等式的产生。这一等式虽然有利于说明，无论相邻关系置于所有权规范体系之中，抑或地役权规范体系之中，法定相邻关系的民法效果基本上是一致的。[48]但是，以“法定地役权”来解释与之同义的“相邻关系”，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未能揭示出相邻关系的本质。本质是某一现象或事物成其为自身，并区别于其他现象或事物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权扩张与限制”的说法大致能够揭示相邻关系中相邻使用权或容忍义务的本质与根源。由此，所有权扩张或限制的法律效果未变，但规定于所有权规范体系之中的相邻关系立法形式还可以表达所有权权能变更的实质内容。进而，分别立法模式更为妥当，它体现了立法的实质合理性。但相邻关系作为法定地役权置于地役权规范体系之中，法定地役权说只是对此种相邻关系立法的形式之揭示，法定地役权说仍然无法回避如下实质性的疑问：需役地所有权何以能够派生出供役地所有权的负担——法定地役权？对此，法定地役权说本身是无法给出合理化解释的，故欠缺实质合理性。
第二，违反形式合理性。首先，法定地役权说主张相邻关系的民法调整范围包括相邻权、所有权限制、物上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疆界及标志物的共有。暂且不论上述四个方面的类型化划分准确与否，作为一个完整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法定地役权说无疑应该就上述四个方面提供充分的解释。但是，法定地役权说又明确将其解释范围限定为相邻权。[49]这就表明，法定地役权说在形式上是不周延、片面的，有悖于相邻关系立法的四个方面内容的完整性。其次，有些相邻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并非地役权制度所能调整和解决，法定地役权说对此类相邻关系问题也缺乏解释力。[50]例如，罗马法上的排放雨水之诉、潜在损害保证、防止暴力和欺瞒令状、新施工告令、调整地界之诉、关于收获果实的令状和关于砍树的令状，它们是基于相邻关系的责任和诉讼，并且不同于被扩大到役权概念之中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对所有权的限制（法定役权）”。[51]现代物权法中则适用物权请求权来解决类似的相邻关系问题，如《智利民法典》第2编第14题规定的“特别占有之诉”，它与第11题“役权”（即地役权）相并列；[52]又如《意大利民法典》第3编第9章“新施工警告”（第1171条）和“惧怕损害之诉”（第1172条）之规定，[53]它们与第6章“地役权”相并列，并且该编第2章“所有权”关于“进入土地”（第843条）、“排放”（第844条）、“建筑物、植物、沟渠之间的距离，土地之间的界墙、界沟和篱笆”（第873－899条）、“采光和瞭望”（第900－907条）、“滴水权”（第908条）以及“水”（第909－921条）等之规定，均涉及相邻关系，但都被置于地役权规范体系之外。而《阿根廷民法典》则更是独树一帜，其在第3卷“物权”的第7题规定“对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法学家对此的评注是：“基于保护相邻所有权的各项权能而对私人所有权作出约束，基本上是本题的唯一目的。……在几乎所有的法典以及法学著作中，这些约束属于役权的一项，这弄错了役权不可或缺的前提及其所有条件。我们在本题中对所有权设定的约束和限制，是因其各自利益而在相邻所有权之上相互设立的，它既不以供役地也不以需役地为前提。这些规定事实上只是以确定所有权的正常行使所应限制的范围为目的，或者只是以调和相邻所有权相互冲突的利益为目的。” [54]同时第13题“特别役权”又规定了通行役权、导水役权、接受他人不动产流下之水的役权以及汲水役权，第12题的“役权”概念又包括了地役权（第2971条）和人役权（第2972条）。《俄罗斯民法典》对地役权和相邻关系的规定也颇为独特。[55]表面上看来，第274条第1款是以法定地役权的方式来调整土地使用的相邻关系问题，但是，该条第3款规定“地役权根据要求设定地役权的人与邻地所有权人之间的协议设定”，该条第5款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有权要求为其利益而设定地役权的人对土地的使用缴纳相当的费用”，这说明其实俄罗斯民法中只存在意定地役权，而不存在法定地役权，并且这种意定地役权的设定一般是有偿的。同时，《俄罗斯民法典》第262条第2款关于“土地自由通过权”的规定，是相邻关系的典型规范，也与法定地役权无关。综上，从立法形式上观察，罗马法、意大利和智利民法中的相邻关系并没有完全纳入到地役权制度中，法定地役权说对它们的立法体例存在一定的解释漏洞。而阿根廷实际上是将相邻关系与地役权分别立法，俄罗斯则根本没有确立法定地役权制度，二者都无从印证法定地役权说。接下来的问题是，法定地役权说对法国模式成因的解释又是否能自圆其说呢？
2.法定地役权说对法国模式成因的解释
《法国民法典》第2卷第4编的“役权或地役权”分为因场所的位置产生的役权、由法律规定的役权和由人的行为设定的役权，而相邻关系主要体现为因场所的位置产生的役权、由法律规定的役权。诚然，法国的相邻关系是放在地役权制度中加以规定的。
法定地役权说认为，依据《法国民法典》第552条第2款“土地所有权人得于地上进行其认为合适的任何栽种与建筑，但‘役权或地役权’编所规定的例外不在此限”之规定，法国用地役权来指称所有权之上的一切限制，法国民法典由于树立了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因此除了地役权这一他物权负担，所有权概念中再也没有其他的限制。[56]上述理解一方面把源于地役权的限制作为所有权的一切限制的依据，另一方面还把对于土地上栽种与建筑的限制作为所有权的一切限制的对象，这显然不符合所有权的限制依据与限制对象的实际状况，[57]还直接与《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这一著名法条相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