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现代政府职能的两个维度：弥补市场缺陷与维护社会公平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暴露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关于现代政府职责的讨论更多地转向了经济和社会领域。世界银行对此曾作出了经典的概括：市场失灵和社会公正是公共责任的规范理由。它们说明了政府应当介入的理由。[18]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的社会改革，30年间，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发展迅猛。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的经济，市场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快捷、迅速、低廉地将资源配置到最为合理的地方去，是实现利益协调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但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完美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每一份资源和每一个有效信息在实践中并不能做到“帕累托最优”。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配置社会资源，会因为外部性问题、垄断、分配不公平、信息不对称、产权不明晰等因素，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对经济领域进行必要的干预。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是期望能矫正市场中的各种不正义，提供有效地公共物品，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垄断和竞争不完全的状况，最终实现福利的最优化。
如果说现代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弥补“市场缺陷”和“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是朝着一条更有“效率”的道路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提及与“效率”既协调又矛盾的一个概念，“公平”。公平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追求高效率。社会的治理并不是简单地进行资源的配置，因为现实中的社会并不是经济学中理想的完全的竞争市场，人与人之间也并不是理想的完整的理性的经济人，人们在起点、过程、机会上都并不相同，所以，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更好地为公民负责，就需要在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采取差别的政策，实现社会的公平。
（二）政府应承担对资源枯竭型城市外部性解决不力的责任
1．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外部性特征
自然资源如果放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具备了一整套有序的产权机制和市场机制不会存在“公地悲剧”的问题，因为自然资源可以通过产权进行有效界定，作为私有财产进行保护，或者通过有效的市场机制进行高效率利用。但是在中国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被赋予了畸形的低价格，也因此，以资源为依托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便具有了外部性特征。
外部性是资源枯竭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在这种权属分配的机制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资源并非归属其城市所有，因此，其无法阻止其他工业性城市对矿产资源的利用。具有正外部性的生态资源效应未能得到有效的补偿，这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收益不能弥补其成本损失，使得其虽然守着丰富的资源却过着恶劣的生活。同时，由于传统的生产中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向，对科技的崇拜导致缺乏对自然的尊重，使得资源枯竭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大，生态资源的供给不足和破坏严重加速了生态环境问题。
2．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外部性问题未被解决
首先，政府的环境监管不力，造成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外部性问题的恶化。资源在开发过程中会造成外部不经济，即资源开采给区域带来污染，这种污染和生态破坏在资源枯竭型城市中更为严重。因为矿产资源较多，开发区域较大，相应的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就会更为严峻。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外部性特征使其更易受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侵蚀。如果政府进行有力的监管，出台相应的政策，有望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则很多环境污染的行为将出于经济利益被制止，许多过度资源开发的行为将被减缓。但在实践中，由于政府的环境监管不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市场失灵”所导致的环境问题无法被政府有效干预。有些资源枯竭型城市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不够，对污染行为视而不见、放任自流，甚至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其次，政府决策不当导致了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损害。中国环境形势的变化，许多是与政府的决策不当有关。如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炼钢炼铁、以粮为纲、毁林开荒、围湖造田等，都给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资源枯竭型城市严峻的环境问题的产生，也与政府决策相关。资源枯竭型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城市都是在解放初期开始建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其建立的初衷只是为国家提供资源，完全置环境生态利益于不顾，且政府的决策不当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和企业布局的错位。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经济运行的不稳定。
第三，资源初级产品的低价格导致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正外部性未被合理补偿。由于中国解放后长期执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资源的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其价格完全不能体现资源枯竭型城市因资源耗竭而产生的潜在的风险损失、矿产资源开采带来的环境成本、生态成本等。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与资源型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价格低廉的初级产品密不可分。有学者生动形象地称资源型城市是发达地区的“锅炉房”。从我国矿业城市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矿业城市在经济飞速发展中的贡献来看，在外部性方面，矿业城市从城市外部获得的收益明显小于它给予城市外部的收益，受损大于受益，存在净损害。[19]但这种因为政策原因而存在的矿产资源的外部经济性却没有得到国家补贴，也没有通过税收制度让受益的工业城市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