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沉默权之于追究犯罪的负作用，使我们产生了担忧。从沉默权的实践看，英国和美国采取了限制和疏导的手段，限制前文已述及。在疏导方面，通过辩诉交易和相关制度的引导，在美国约有90%的案件，在日本约有92．5%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由此可见，沉默权制度并未造成我们所想象的追究犯罪的负作用。从如实回答到沉默权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认同保障人权的文化价值观。沉默权在中国的确立，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个本土化过程绝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而是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实践中所孕育的自由与平等精神相契合的。这是沉默权之所以能够本土化的现实基础。尽管从理论上肯定了沉默权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沉默权与追究犯罪的诉讼目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发挥沉默权的功能性作用，尚需置于刑事诉讼机构之中，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和整体化的考虑。
【作者简介】
白冬，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注释】［日］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参见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板，第486页。
转引自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81页。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1页。
转引自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教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427页。
［英］洛克：《论宗教的宽容》，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路明书店1949年版，第28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梁治平：《中国法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载《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7页。
当然，对如实回答与沉默权也不是一种完满的解释，也存在着诸如“物质性解释”、“实证主义分析”等解释。笔者赞同加达默尔的基本观点：无论哪一种解释方法，都不具有排他的适用力，不应过度地指导和约束解释者。无论解释者采用的是哪一种方法，解释永远是通过历史传统为中介，寻求在文本与解释者之间对真理的共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