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孙中山的“训政”理论

　　中国效法西方，进入现代政治历史轨道，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新生的第一共和国命运多舛，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基本问题，“君主”已死，人民尚幼。对这一问题敏锐的洞察者，自然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先驱孙中山。孙先生以一人之力担负起国族命运，奔走呼告而不得，革命成功却无果，使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步入现代政治的困境，君主的倒下决不意味着人民的站立与成熟。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真空阶段，他提出了著名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以为思想上之把握。然而，长期以来，对于孙这一思想的梳理多见于史家之作品，少有法政学理的分析。[13]故下面将不讳重复，重述这段历史与观念：

　　1923年1月，距辛亥革命成功十年有余，然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相反走向了军事强人政治，新生共和国四分五裂，内战连绵。中山先生感怀时事，于《申报》五十周年之际，在其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他指出：“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14]

　　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三个环节“不容一缺者也”。[15]若是一蹴而就，未经训政，径直从军政时期越至宪政，从而既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不予人民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就会流弊丛生。首先是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进而就会努力粉饰旧污，以为新治，最终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16]

　　1924年，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他更为详细地阐述了革命三阶段程序论的政治主张。军政时期乃为求独立，“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政府一面用兵力扫除国内之障碍；一面宣传主义以开化全国之人心，而促进国家之统一”；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军政停止之日，训政开始之时；训政时期的任务则是学会“自治”。“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训政任务完成，进入宪政时期。具有自治能力的国民经选举产生国民代表大会，大会再选举出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于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待到“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即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那么，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全国国民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此为建国之大功告成。[17]

　　此外，训政阶段除了前述培养国民“自治”能力，孙先生也意识到训政阶段扶助底层民众的必要。在1923年元旦发布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他已明确表达了今后依靠民众进行斗争的思想。“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独夫取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18]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宣言中，他更是深切地体认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的使命必须是“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19]

　　然而，一年之后，中山先生即与世长辞。革命三阶段论失去了原创者的解释和践行，施行未久的“扶助农工”这一发动底层民众的革命策略为人抛弃，他所预言的流弊却一语成谶。1928年10月，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名义上统一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通过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宣布中华民国由“军政”进入“训政”时期。《训政纲领》要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