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华民国于训政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
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
③同时，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
④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但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要受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指导监督。
此一纲领形式上似乎贯彻了中山先生的训政设计，实则不过是在政治上层搭建了一个虚拟的结构，“训政”只是国民党对上层结构的训政。[20]因此，且不论此上层结构是否设计精良，专注于此结构而想达致训政之目的，无疑是缘木求鱼。特别是，孙先生改建国民党，团结俄、共的苦心，应是看到了“训政”的核心乃是为了找到更好地调动底层力量的办法，从而实现民主所要求的政治体“同一性”（ identity），可惜这些都付之东流。[21]相反，持理想主义的学者们则无法忍受走样的训政，呼唤宪政的同时，结果却不幸陷入到从军政到宪政的遽然跨越。[22]1929年5月，胡适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名为强调训政的法制化，实则已是按照宪政的标准加以衡判。 1931年2月，国民党高层内部为是否制定训政期间的约法发生激烈冲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他认为孙中山的遗教和著作就是训政期间的最高纲领，没有必要新制定一部约法；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则极力主张制定约法。冲突最后以蒋拘押胡汉民，罢免其立法院院长之职而结束。几天后，3月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同年5月1日，中央全体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国民政府于是年6月1日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表面上看，《约法》内容完备，设“总纲”、“人民之权利义务”、“训政纲领”、“国民生计”、“国民教育”、“中央与地方之权限”、“政府之组织”、“附则”共八章八十九条，实则核心为一点：“训政时期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中山先生内涵丰富的培养人民自治能力的“训政”变成了取人民而代之的“僭政”。其实，国民党独揽大权在当时形势下不能说全然是错，错就错在，作为主导训政的党，根本不知世界政治、也不知中国政治的方向，易言之，不知人民意志之所在。既不知方向，就必然会对所“训”之“政”产生误导。中山先生所遗留之政治遗嘱，“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到蒋氏领导下的国民党，由于过于专注上层之构造，以上俯下，无视下层民众的意志建构，从而既无“保养、教育”之意愿，亦无“保养、教育”之能力，所谓的“训政”与“还政”遂完全失去意义。知识精英呼唤国民人格之养成，亦是只知道养成之必要，却不知养成之步骤，徒有呐喊的激情，实无行动的任何有效建议。[23]于是，国民党作为革命党，作为人民的摄政者，所谓的还政于人民，只是还政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其实质不过是直接取而代之而已。在这里，恰恰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复杂性，掩饰了其类似古代君主制时篡权行为之实：摄政者成为统治者。可惜当时虽不乏洞若观火的自由知识分子，却多是道德直觉上的否定，少有知识上的透彻分析。[24]
五、训政之局限与人民意志建构的先锋队
历来对训政的批判，虽多系学者站在宪政理想立场上的观察，但是，这其中也并非全无道理。君主制下谈及训政本也合理，毕竟二者都离专制不远，而现代人民统治本身是反专制的，如何可再言“训导”呢？再者，如果说君主尚幼，假以若干年后，自是一切释然。可是，人民年幼是何意呢？在什么意义上说，人民尚在年幼？如何就能断定，中山先生的训政是可接受的，而蒋领导的国民党的训政却是篡夺了人民的统治权。显然，这里有必要将“训政”中的“训导”与“人民意志建构”两个层面加以区分。中山先生的“训政观”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他指出了人民意志建构乃至成熟的必要性，但是，如何实现，却语焉未详。从前述历史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山先生对于训政的身体力行表达了国民党立党的初衷是要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表，尽管他使用了“家长制”语境中的一些语汇，而蒋介石则发现了中山先生训政观中的“训导”的软肋，恰好可以成就他的一己之私。因此，“训政”之消极面历史已有定论，而积极面就有必要继续加以言说。
人民意志建构表达了一个过程。对于初识共和民主不久，即选择这一政治道路的政治体来说，人民意志建构就是人民从年幼走向政治成熟的过程。其中的政治成熟，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政治体不只是从形式上制定宪法，而是从实质上发现和确定了政治体的“同一性”。一般来说，对于进人现代世界的政治体来说，同一性大致包含三个方面，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同一性。由于这三个方面—现代性家族中三个最主要的成员—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呈家族相似和交叠因果关系，[25]而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主动学习的进程—乃是一种观念在共同体实践中的内化，现代性的三个成员都可化约为对现代性价值加以认知的知识同一性建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