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志建构与人民成长
所谓意志建构是现代世俗理性引导下的认识论的表达。特别是，当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真理的理性自负作为宗教神学的遗迹遭到抛弃之后，人民意志就不再被认定为一个静态的既定知识，而是一个通过程序理性建构的过程。此种理论，对于迈向现代生活的共同体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告别和颠覆传统生活秩序，同时意味着整个共同体失去了政治同一性。如何发现和培育这个同一性，也即建构人民意志，就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命题。
如果说，常态政治之下，“同一性”背后的基本价值已经在共同体达成共识，那么，这样一个共同体其实已是一个成型的立宪国家，受托建构人民意志的不是孤立的某一组织或一个革命党，而是退隐到国家法治框架内的政治党派。[26]但是，对于主动追求现代政治文明却仍未定型的民族来说，建构人民意志则不是常规意志的运转，而是共同体或人民意志从无到有的塑造过程，用孙中山先生的形象说法，就是“人民”这个新时代的“王”的培育和养成的过程。此种培育和成长，首先表现的不是政治、经济和科技进步，譬如“洋务运动”制造出的北洋水师必然失败一样，而是表现为话语和知识的人民意志之建构，尽管说前者和后者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以话语和知识建构为内容的人民成长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废除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承上启下，向时开启了重建可为大多数人能力所及的语法和语词，重新诠释旧典，制造新的民族图腾与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兴共同体和人民意志来说，哪个政党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发现和运用公共话语，有效地在各个阶层推广公共话语，从而建构起某一阶层乃至整个共同体的公共话语，就成为人民的摄政者，成为人民意志的代表。
（二）训政约法：摄政的规范化还是政治化
每个共同体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知识结构，何种政治知识在不同阶层如何分布构成了共同体秩序的基础。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坚船力炮打破了天朝大国的安详，清帝逊位不仅标志着王朝政治的终结，还意味着华夏一族从此精神上四分五裂，整个社会原有的知识结构不复有效。来自西方的各种新思潮随即纷纷登场，却无一有能力一统天下。这些外来的异质文化，莫说对于共同体的普通民众来说，即便对于饱读诗书的文人来说，同样完全陌生。一方面，极少数负笈西洋东洋者成为社会思潮的先锋，虽尚无力深入到西方思想内核，操持的却已是原有共同体无法理解的西式价值和话语，无论是留学英美的国民党内高参，还是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概莫能外；另一方面，如果说科举制的废除，只是将大部分知识人抛弃到国家官僚机器之外，漂浮在社会的层面，那么，西方知识的引人，则索性将一干不识洋文、不会运用西洋话语的知识人也统统打入社会底层。传统社会的知识结构，虽然说那时即便不能上下贯通，却也处于一种整体均衡分布状态，现在却全然坍塌，越是学习西方得紧，越是变得两极分化。儒家圣贤书滋养出的知识人所充当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沟通权威，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现在完全威信扫地。旧知识已无权威，通过何种知识重建共识尚无共识。极少数的留洋派与无力进入西式话语的大部分本土学者之间形成了极为紧张的关系，甚至体现在各个政党内部。前者挟西方强权之威，一味强调宪政的道德高远，独立人格的培养，然而，操持的都是本土知识分子、底层民众所无法理解的政治语词与概念。与此同时，一般民众既无能接触各种新知识，更是被超越性的现代科技完全隔离到创造力的世界之外，整个社会知识结构的完全畸形，反映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辛亥革命创立的第一共和国的主人—“人民”—其实是勉力登场，就如那年幼的孩童荣登大宝，面对朝野内外的强烈挑战，仓促应变，几次革命下来，变得既不知自己来自哪里，更不知未来在何方。
面对人民年幼，统一的人民意志从而具有行动能力的人民尚付阙如，承继摄政功能的人民代表就非常之必要。可如何代表，代表者如何扶持幼小的人民而不会僭政，却又令人如此迷茫。中山先生固然以其敏锐的洞察，看到了此般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训政的革命方略。然而，即便不能说中山先生一定没意识到隐藏在此的僭政危险，但他确实没有意识到采行“代表”以对“摄政”加以现代化改造的必要。事实上，他既没有沿着如何从党的纲领变成可约束自己身后继承人的规范方向前行，他所提出的训政理论，想当然地认为可通过上层对下层的养护和教育，就可改变下层的知识结构，忽略了下层结构的改变并非训导和教育即可实现；[27]也没有意识到，即便是他自己，某种程度上仍旧属于西方强势文明压迫下的社会知识结构的下层，这种知识结构中的角色注定了他同时隔离在西方以及留洋者和下层民众之间，上下无所藉。因此，他所提出的训政，虽有着沟通两个阶层的愿望，却没有足够的知识支持。一方面，缺乏对西方民主政治所具有的地方性的把握，如他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以及对分权理解的局限；[28]另一方面，也没有理解西方现代进程中，底层民众的民主政治化方式必定要经过土地革命和商业革命的洗礼，而非政治上学会自治即意味着民众的政治成熟。尤为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于现代基本价值的系统相关性缺乏深刻认识，以为某一个价值的引入可以无需其他价值而独立实现，于是，“军政、训政与宪政”停留在政党政治纲领的层面，无法转变成约束未来政治继承人的法律规范，更遑论当时内外交困的复杂和紧急处境。归结起来，孙中山先生对训政的误判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