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地，在犯罪阻却事由的内部，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之间的区别，值得特别关注。尤为关键的是，此种区别可能会影响两者在证明标准上的高低，此点往往被学界所忽视。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虽然同样具有阻却犯罪成立、排除刑事处罚的法律效果，但从法价值上考量，却绝不能等同：在阻却违法的场合，其行为并不具备实质的违法性。行为无害于社会甚至有利于社会，因而被法律秩序所认可；在阻却责任的场合，行为却具备实质的违法性。它侵害了刑法保护的重大法益，挑战着人类共同体的基本道义准则。只不过，因为行为人具有不可非难的主观因素，因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整体而言，阻却违法的行为是被法秩序所认可的行为，是合法且正当的行为；而阻却责任的行为则仅仅是被法秩序所宽恕的行为，是违法且不当的行为。只需调动我们的常识储备，简单对比一下正当防卫的杀人行为与精神病人的杀人行为，就可以相当清晰地感知这种差别。正是基于此种法价值上的重大不同，我们应当对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证明标准做出区别对待：违法阻却事由的证明中，辩方应承担程度较低的证明责任，而对责任阻却事由的证明，则应承担较高的证明责任。对后者的证明，必须比前者更为严格。事实上，正是基于上述法价值的差异，在美国某些州的刑事诉讼中，[43]对于辩方的证明责任形成了两种不同尺度：一种是辩方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较大责任，即他必须提出证明自己无罪的优势证据，这适用于免责事由的举证；另一种则是被告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较小责任，即辩护一方只需提出足以使陪审团怀疑控告理由的若干情况即可，这适用于正当化事由的举证。[44]
无论我们遭遇的案件事实多么繁复，在犯罪构成的解剖下，它们都将被统一“格式化”。从诉讼证明的角度看，循着犯罪构成的体系脉络，所有待证对象都将被“类型化”地归整为三种事实，并分别与构成要件、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相对应。这一“格式化”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被看成待证事项的分类过程，而是必须被视为某种实体法意义的赋予过程。在待证事实被归入特定体系位置的那一刹那，它也就获得了与相关要件“绑定”在一起的法价值。而正是此种体系内含的价值基础，决定了必须对待证对象做出证明标准上的不同要求。
六、结语
刑事诉讼乃是一个“目的性”的展开过程，其核心目标乃在于“实体形成”。因而，刑事诉讼的过程必然要受到“犯罪构成”--这一最高实体形象的指导。此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刑事诉讼证明之中：其一，刑事诉讼证明是在“适用刑法规范”的维度上探究事实，而并非追寻绝对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在这个意义上讲，犯罪构成的要件集合，决定了“实体形成”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定了待证对象的大体范围；其二，犯罪构成的体系结构，具有将待证对象“类型化”的功能。它使得待证对象在与各要件相对应的意义上，被分割为诸个集合。实体要件间的界限，同时构成了待证对象间的界限。这一界限是稳定、清晰和可辨识的；其三，待证对象的“类型化”，使得举证责任之分配具有了某种“可能”。而真正使此种“可能”转化为“现实”，使待证对象归属于特定主体的力量，则是内在于各构成要件之间的“推定”关系。它不但将各要件予以逻辑化的贯穿，由此犯罪构成得以体系化地型构，而且更具有举证责任分配之功效，与举证分配之基本原理气脉相通；其四，构成体系的位阶顺序，构成了举证责任的履行顺序。双方举证责任的转换与推进，正是在位阶体系的轨迹上前行。由此，控辩双方举证责任的履行，不但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而且在逻辑上有因果之别；最后，在犯罪构成的体系脉络上，待证对象的“类型化”过程，就是法价值的“类型化”过程。基于实体法价值上的微妙差异，必须对待证对象的证明标准予以区别对待。
总之，我始终以为，犯罪构成不能被简单地看成实体的裁判框架。在这一实体机能之外，体系结构的构建，很可能存在某种更深的谋划。犯罪构成绝非只是决定于犯罪现象的存在论结构，也并非只是服务于行为的实体评价目标，其更有程序意义上的复杂考量。今天，关于中国犯罪构成体系的争鸣日益激烈。然而，如果仅仅立足于“实体主义”的进路，以能否圆满完成实体评价任务为基点来展开谈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片面。中国四要件体系之问题，固然在于特定情况下实体判断之失调，不能得出合理之认定结论，其同样在于程序功能之匮乏，无法指导刑事诉讼之证明。后者尤其为学界所忽视。更应当看到，体系之所以存在程序功能之障碍，之所以无法完成诉讼证明之指导，乃根源于体系要件之平面拼凑，缺乏渐近之逻辑关联。各要件在判断顺序上，难分先后，一哄而上。既没有明确固定的逻辑始项，又缺少逐步推导的逻辑力量。体系层次性的缺乏，使得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无法清楚分离，推定机能被彻底丢弃。所有这些，可能正是中国犯罪构成体系的问题之源，也正是未来努力的根本路向。
【作者简介】
杜宇，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付立庆：《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与路径选择》，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阮齐林：《犯罪构成比较研究——兼论建构“合一”的犯罪论体系》，北京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
参见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根据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最初在刑法学上使用“指导形象”这一用语的，很可能是德国的贝林（Beling）。贝林在其晚年，将构成要件放在与违法性、有责性相对立的关系中去讨论，将构成要件称之为“指导形象”。小野清一郎则借用了贝林创造的这一用语。只是，在贝林那里，“指导形象”是在纯实体法意义上使用，与诉讼法并无任何关系。而小野则将这一形象的适用范围，扩张到了诉讼法领域，并首先提出，构成要件乃是刑事诉讼的“指导形象”。基于学术传统及知识话语的延续性，我在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本文中，我是在“具有指导意义的整体观念”这一意义上来使用它的。在小野清一郎看来，构成要件乃是刑事诉讼的指导形象。不过，在找看来，构成要件这一范畴尚不足以涵盖整个犯罪构成，其只是犯罪构成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而已，尽管是极为基础的一个要素。抛开逻辑上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诸多诉讼问题的指导，其直接依赖的乃是犯罪构成的体系结构、逻辑关系及价值脉络，这更加远远超出了构成要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正确的命题应当是“犯罪构成是刑事诉讼的指导形象”。关于小野观点的展开，可参见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以下。
参见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第202—204页。
同上注，第21页以下。
同上注，第199页以下。
近来，国内也还是有一些学者对此种实体与程序的交错问题予以了关注。主要有聂昭伟：《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据》，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6期；周长军：《犯罪论体系的程序向度：研究误区与理论反思》，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赖早兴：《证据法视野中的犯罪构成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汉斯·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译序第1页。
本文所指的待证对象之范围，仅指“实体形成”中核心事实的范围，即与案件之定性、与罪质相关的事实，既不包含与刑罚裁量相关的事实，也不包含程序性事实或证据事实。此种意义上的待证对象范围，乃由犯罪构成所限定。可参见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陈光中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763页；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参见拙作：《再论
刑法上之“类型化”思维——一种基于方法论的扩张性思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6期。
参见刘艳红：《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241页。
参见陈志龙：《开放性构成要件理论》，《台大法学论丛》第21卷第1期。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663页。
同上注，第671页。
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第668—669页。
参见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以下；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以下。
Adrian Keane，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Butterworths，2000，p．76．
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第242页。
同上注，第248页。
同上注，第249—250页。
铃木茂嗣：《刑事证据法的若干问题》，载于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2年版，第164—165页。
同上注，第165页。
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
丹宁勋爵：《法律的界碑》，刘庸安、张弘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389页。
Alan Taylor，Principles of Evidence，Cavendish Publishing Ltd，2000，p．15．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第181页。
W．塞西尔·特纳：《肯尼
刑法原理》，王国庆、李启家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08页。
Jack H．Friedenthal and Michael Singer，The Law of Evidence，the Foundation Press，Inc．，1985，p．33．
周长军：《犯罪论体系的程序向度：研究误区与理论反思》。
同上注。
参见拙作：《犯罪论结构的另一种叙事——消极性构成要件理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以下。
参见卞建林主编：《刑事证明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页；《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第21页。
洪福增：《
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236页；并参见大塚仁：《
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页。
参见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第668—669页。
同上注，第673页。
例外情形可参见蔡秋明：《举证责任：——兼论刑事被告之地位及其举证义务》，载《台湾本土法学》2004年第2期。
转引自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第127页。
Lord Templeman and Rosamund Reay，Evidence，Old Baily Press，1999，pp．90—91．
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第255页。
参见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第261页。
参见大塚仁：《
刑法概说》第116页。
当然，在美国有些州的刑事诉讼上，并不强调辩护时证明责任尺度的区分，如伊利诺伊州。
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第89—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