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到，小野与铃木的见解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在“犯罪成立之阻碍事由”的实质举证责任方面分歧颇大。但是，在关于构成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及“犯罪成立之阻碍事由”的形式举证责任上，却是英雄所见略同。更为紧要的是，两人在形式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上，都坚持了同一种思路：通过梳理犯罪构成的体系脉络，以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的层次结构为基础来展开分配。其中，构成要件该当性标志着行为开始进入刑事法网规制的视野。公诉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这一要件的成立，才能说明行为具备了犯罪的基本外观，才能为刑事追诉的启动奠定正当性。如果公诉方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行为便必须被认为不具有任何刑法意义，法官可径自驳回追诉；在具备了第一要件之后，违法性及有责性两个要件就被推定成立，如果不具备特别的违法阻却事由或是责任阻却事由，此种推定便可进一步坚定化。此时，被告人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可能存在犯罪阻却事由，使之成为案件争点并纳入法官审查的范围。否则，法官就可能忽略这一事由的存在。可见，抛开实质的证明责任不论，形式的举证责任之分配，完全是按照犯罪构成的体系结构来推动和展开。公诉方只有在履行了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提供证据责任之后，方能暂时卸下其举证负担。随后，违法性及有责性要件之不具备，则必须由被告人承担提供证据之责任。犯罪构成的层层递进，不但为考察犯罪的实体认定提供了逻辑性的思考脉络，而且也为形式举证责任之安排，提供了稳定清晰的操作标准。
（二）双层次体系下的观察
按照一般理解，英美国家的犯罪构成由两个层次组成：一是犯罪本体要件，包括犯罪行为与犯罪心态；二是责任充足要件，即合法辩护事由的排除。合法辩护事由又可进一步区分为正当化事由和免责事由。[23]
在英美的诉讼实践上，作为原则，控方负有证明所有要件事实的说服责任。早在1935年的Woolmington v.DPP一案中，大法官桑基（Sankey）就极富教益地指出：“纵观英国刑法之网，常常可以看到一条金线，那就是证明被告人的罪行是控方的责任……无论是什么指控，也不论在何处审判，控方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原则是普通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削弱该原则的企图均不予接受。”[24]然而，尽管说服责任始终固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证据提供责任均由控方承担。事实上，证据提供责任一直是依下述原则而展开分配：控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本体要件，而辩方则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合法辩护事由。申言之，控方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本体要件的成立。在控方完成这一举证负担之前，辩方不存在任何提供证据的责任。如果控方不能举证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辩方可向法官提出驳回起诉的动议，法官亦可直接决定不提交给陪审团裁判。反之，如果控方的举证使法官产生了暂时的心证，被告就有可能遭受不利于己的判决，此时便产生了辩方的提供证据责任。他必须提出证据表明可能存在合法辩护事由。否则，该事由便无法成为案件的争点，从而不被纳入裁判考虑的范围。然而，一旦被告提出表面证据证明可能存在这样的事由，案件又将再次陷入真伪不明的境地，此时，便必须由控方履行说服责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不存在这样的辩护事由。
此种看似简单的双层式犯罪构成体系，却有着极为实用的功效。其不但在实体认定上形成了高效明快的判断节奏，而且在举证责任上也达致了简洁清晰的分配效果。一方面，与大陆法系相比，双层次体系将违法性及有责性的判断浓缩为一个层次，从而与本体要件形成了消极要件与积极要件的双元组合。这样的结构，不但能同样实现逐步收缩的排除性效果，而且在思维上更加经济，在操作上更加明快；另一方面，这样的双元格局，使控辩双方的提供证据责任的界限更为明晰。犯罪本体要件与合法辩护事由的区分，强烈地传达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构造。犯罪本体要件是刑事追诉的起点，体现了公诉方的控诉职能。而合法辩护事由则是阻止刑事追诉的屏障，体现了被告方的辩护立场。两个层次的设置，不仅极大地吸纳了双方的参与，而且充分激发了双方的对抗，不但在实体上一开一合，而且在诉讼上一攻一守。程序构造与实体构造交互镶嵌在一起，达成了极佳的融合。
尤为关键的是，此种实体构造与程序构造的融合，使得犯罪成立体系同时成为举证责任的分配体系。控方的攻击集中在犯罪本体要件，其举证责任也限于本体要件。一旦证明该要件成立，行为即被推定具有政策性危害及应当承担责任。此时，辩方如果毫无作为，便将陷入不利境地。于是，辩方的防守凸现为提出合法辩护，从而瓦解和推翻上述推定。由此，其举证责任也相应地限于辩护事由。我们无法做出相反的假设，即控方不可能承担辩护事由的举证责任，辩方也断无可能承担本体要件的举证责任。因为，不可能要求控方在每个辩护事由提出之前，便先发制人地予以否定。[25]如果被告无意于提出这些抗辩事由，控方对此一一预先举证，绝对是空耗时间。同样，也绝不可能要求被告人对犯罪本体要件予以举证，那样一来，“无罪推定”的绝对命令将被彻底背弃，刑事追诉的启动也将陷入肆意，毫无正当性可言。惟其如此，举证责任的分配，就只能按照犯罪构成的双重结构，按照抗辩活动的基本规律来展开。
综合以观，无论是三阶层的犯罪构成体系，还是双层次的犯罪构成体系，都不能被简单地看成实体的裁判框架。在实体机能之外，体系结构的型塑很可能存在某些更深的谋划。其中最可注意的，就是它在“实体形成”的范围内，限定了举证责任的分配与安排。如果将犯罪构成的要件看成是一个集合，那么，其体系层次就如一道道刻度，在这一集合内部形成了重要的区隔。此种区隔不但奠定了犯罪认定的实体步骤，而且更为分配举证责任提供了基本界限。因为，正是在与各位阶层次相对应的意义上，待证对象被区分为诸个群落。各群落之间尽管具有逻辑关联，但更存在实体价值与诉讼意义上的重大不同。循着犯罪构成这一框架结构，待证对象得以结束四处游荡的命运，不但在体系上找到安身立命的处所，而且更为重要的，乃是“各安天命”、“各得其所”。它们既被统一收编，又被严格归队。犯罪构成的体系结构具有极为强大的“类型化”功能，能够将待证对象予以清楚分类。如此一来，它就不仅仅成为一种实体认定的思维脉络，其更与举证责任的分配脉络镶嵌在一起，难辨你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