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将表明，犯罪构成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指导观念的判断，可以自然而稳妥地延伸到证明问题--这一“诉讼的脊梁”。[8]质言之，犯罪构成是指导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框架。这不仅是因为，犯罪构成的组成要素，决定了“实体形成”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定了待证对象的大体范围；也不仅仅是因为，犯罪构成的位阶顺序，规定着举证责任的履行顺序，双方举证责任的转换与推进，正是在位阶体系的轨迹上前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犯罪构成的体系结构，决定了形式的证明责任的分配界限，制约着证明标准的尺度高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证明中的基本问题，都必须回溯到犯罪构成的层面，才能获得妥当而可靠的解决。由此，犯罪构成，尤其是犯罪构成的体系构造，成为了诉讼证明问题的实体法依托。
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将进一步展开我的分析。
二、犯罪构成与待证对象之形成
（一）犯罪构成与案件之实体形成
毋庸讳言，刑事追诉的直接目标，乃在于确认被告人是否犯有一定的犯罪事实。而所谓犯罪事实，不过是指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因此，刑事程序从一开始就是以某种犯罪构成的观念为指导去辨明案件，并就其实体逐步形成心证。从证据法的角度而言，这一“实体形成”的过程，其核心便是“该当犯罪构成的事实”的发现与证明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犯罪构成的组成要素，限定了“实体形成”的大体轮廓，从而限定了待证对象的基本范围。当然，也不能忽略的是，在犯罪构成的系统之外，还有某些刑罚裁量事实、程序性事实甚至证据事实等，也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不过，这已不是“实体形成”的核心。[9]
一个案件所关涉的事实相当繁杂。然而，并非任何事实都需要查明，也并非任何事实都可以认知。这不但受制于刑事追诉的目标取向，而且受制于人类理性的固有边界。无疑，刑事追诉的目标取向是“发现案件的真实”。然而，在这一逼近真实的过程中，首先进入人们眼帘的，往往是“月黑风高”、“积怨很久”、“手段恶劣”、“李四重伤”等断裂的、碎片化的事实。这时，就需要从案件事实中分辨出有价值意义的关键要素，并在这些要素之间整理出内在的脉络联系，才能形成案件的“整体风貌”与“法律定型”。然而，哪些要素具有裁判上的意义，要素与要素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关联，决不能凭空判断，而是必须在一定的视角、规范和分析框架下方能确定。无疑，犯罪构成正是这样的视角与框架，它可以帮助我们“结构化”地理解和把握当下面临的案件事实。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案件实体的形成过程”。当法官接触到具体案件时，总是首先扪心自问：可能适用于这一案件的刑法法条是什么？这不但可被看成是一个下意识的“找法”过程，一个“大前提”的探求过程，而且可被视为一个相关的、具体的犯罪构成的确立过程。法官凭借自己的内心确信与经验，凭借对事实的规范意义的洞察，完全可能从法典的汪洋大海中迅速捕捉到相关的法条，初步锁定与本案相关的具体犯罪构成。然后，法官必须将这一犯罪构成与待决案件的事实相互比较和衡量，看这一案件事实能否归属于相关犯罪构成。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必须首先确定相关犯罪构成的组成要件，同时在这些要件的观念指导下，将案件事实予以分割并格式化，再将具体构成要件与相应案件事实进行仔细地对比观察，看能否逐项地、完全地对接。这是一个将案件事实涵摄于大前提之下的过程，亦即小前提的形成过程。如果涵摄成功，法官进一步要做的便是确定案件事实本身的真实性。亦即在证据的支撑下，对上述所有“格式化”的案件事实（构成事实），逐一形成“心证”。一旦在犯罪构成的框架内，所有构成事实都被证据加以证实，便可以径自得出结论。反之，如果涵摄不能成功，或是任意一项构成事实无法被证据加以证实，便必须重新开始“找法”的过程，如此循环反复。
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案件实体的形成过程”，[10]是沿着“（裸的）案件事实--犯罪构成--构成要件--（结构化的）案件事实--证据”的思考脉络前行。在这一过程中，起点是原始的、没有经过任何思绪加工的、裸的案件事实；终点则是“结构化的”、“符合特定犯罪构成的”、“以证据加以证实的”案件事实（刑事追诉的直接目标，就是要探查此种特定的犯罪事实是否存在）；而最为关键的中间过程，则是法官在纷繁芜杂的案件事实中，根据犯罪构成的指导，挑选出重要的、具有刑法意义的关键事实，并在这些事实之间探求结构性的联系，以形成“犯罪类型”。同时，法官还必须对每一项重要事实，即构成要件要素所指向的事实，加以证立。在此过程中，特定的犯罪构成形成了一种巨大的观念参照，决定着实体形成的基本指向。在其指引下，法官完成了对原始案件事实的筛选和过滤。此种筛选和过滤，不但使得案件实体的基本轮廓得以形成，而且，更为重要的，使得需要以证据加以证明的对象范围得以大体确定。
（二）具体问题的澄清
基于上述的分析，明确犯罪构成的要件系统，特别是其组成要素，就变得尤为关键。一般而言，各国犯罪构成的要件系统是稳定、清晰和可辨识的，无须过多争辩。但是，以下问题仍值得特别留意：
其一，开放性构成要件要素。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性构成要件要素就是超法规的构成要件要素。此种要素在刑法规范上没有明确规定，需要法官在司法操作中予以补充判断。例如，过失犯中的注意义务、不真正不作为犯中的作为义务、目的犯中的目的等要素。[11]司法实务中，上述要素由于缺乏规范表现，因而极易被法官及当事人所忽略。有时，即使在裁判依据上加以考量，也极易在证明问题上轻易略过，误以为不需要证明。然而，事实上，作为构成要件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作为违法性推定的必要补充，[12]开放性构成要件要素必须在犯罪构成的体系内予以考虑。与这一要素相关的案件事实，也必须以证据加以证明。
其二，超法规犯罪阻却事由。规范内的犯罪阻却事由的证明问题，容易被法官及当事人所关注。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事实，通常都认为需要证明。然而，超法规的犯罪阻却事由，如自助行为、被害人承诺、欠缺期待可能性等事实，由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容易被忽略在证明范围之外。事实上，这类事由同样是影响犯罪成立与否的关键要素，需要加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