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之证明
——犯罪构成程序机能的初步拓展
杜宇
【摘要】犯罪构成的核心，乃定位于犯罪的实体评价机制。然而，如果仅仅将犯罪构成的意义局限于实体层面，就会陷入某种片面。事实上，犯罪构成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整体性的指导观念，在其体系构建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程序主义考量。文章以德日、英关法系为讨论背景，以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证明的勾连为切入点，尝试对犯罪构成体系的程序价值予以初步拓展，同时为中国犯罪构成体系之改进，提供某种批判性的思路。在作者看来，犯罪构成可谓是指导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框架。这不仅是因为，犯罪构成的要件集合决定了“实体形成”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定了待证对象的大体范围；也不仅仅是因为，犯罪构成的位阶顺序，规定着举证责任的履行顺序，双方举证责任的转换与推进，正是在位阶体系的轨迹上前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犯罪构成的体系结构，决定了形式证明责任的分配界限，制约着证明标准的尺度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证明中的基本问题，都必须回到犯罪构成的层面，才能获得妥当而可靠的解决。
【关键词】犯罪构成；诉讼证明；推定；类型化；程序机能
【全文】
一、问题之提出：犯罪构成的功能拓展
在当下中国刑法学界，对犯罪构成体系的探讨渐趋激烈。一片喧嚣之间，某种声音尤为引人瞩目，那就是不满足于传统平面体系的功能性缺失，力图彻底颠覆平面体系，并全面引入大陆法系递进式的犯罪论体系。[1]与之相对，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反对此种过分激进的主张，坚持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局部微调，以避免瓦解性的体系振荡。[2]
对上述争论的具体分析与评说，已无关本文宏旨。然而，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却在于：在此种看似水火不融的对立背后，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理论预设与展开。传统学理始终认为，犯罪构成的基本功能，乃在于为判定犯罪是否成立，及进而为判定犯罪所属类型提供指导标准。质言之，犯罪构成的核心，乃定位为行为的实体评价机制。由此，能否无矛盾的、有效率的把握犯罪的实体结构，并得出合理的实体认定结论，就不仅成为犯罪构成体系建构的基本指向，而且成为评价现有体系成败的重要基准。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此种对犯罪构成的“实体主义”理解，构成了当下激辩中最不可挣脱的理论背景。各派观点尽管立场迥异，但从其理论脉络上观察，却始终是在“实体的裁判框架”这一维度上把握犯罪构成，并以能否准确、圆满地完成实体评价任务为基点，或支持或反对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
不可否认，这样的思路具有基本的合理性。然而，问题却在于，如果仅仅将犯罪构成的意义局限于实体层面，就会留下认识论上的巨大“黑洞”。在我看来，犯罪构成绝非仅受制于犯罪的内在结构，也并非只是服务于行为的实体评价目标，其更有程序意义上的复杂考量。更为明畅地讲，犯罪构成不仅是犯罪成立／不成立的最终判断基准，而且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整体性的“指导形象”。[3]无论是诉因的维持还是地域管辖的确定，不论是时效的发生抑或客观既判力范围的圈定，都必须始终以犯罪构成为指导，才能清醒地加以解决。之所以如此，最为重要的是因为，刑事诉讼乃是一个“目的性”的展开过程。抛开自身的程序逻辑，刑事诉讼的核心目标是“实体形成”。[4]在此种不断逼近、展现案件真实的“实体形成”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社会生活的角度探究事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适用刑法规范”的角度探究事实。因此，我们就必须受到刑法规范，尤其是镶嵌在刑法规范中的犯罪构成的指导。诸多基本的程序问题，都必须回归到犯罪构成--这一最高“实体观念”，才能获得一体化的、目的性的解决。在这样的思考方向上，所谓诉因的维持，不过是构成事实的维持，即必须在同一（质）构成要件的范围内“固定”攻击目标，使相对稳定的构成事实成为两造间相互抗辩的对象；所谓地域管辖的确定，实质就是“犯罪地”的确定。而犯罪地不过是符合特定构成要件的事实的发生地，特别是行为与结果的发生地；而所谓既判力范围的圈定，其实质仍是“案件同一性”的圈定，它同样必须回归到“犯罪构成的同一性”，才能获得稳定而清晰的操作标准。如此一来，犯罪构成不仅在最后的实体裁判上发挥作用，而且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中，它将始终“萦绕”在法官的心头，成为破解各种诉讼问题时挥之不去的指导观念。
将犯罪构成从“实体主义”的侧面，拉伸到“程序主义”的、“实体形成主义”的侧面，可谓是犯罪构成的功能拓展。由此，不仅其意义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展，而且这一理论框架也一跃成为贯穿整个刑事法的统摄性范畴。这倒并非什么刑法的“帝国主义”扩张，而是实体与程序相互缠绕、相互镶嵌的绝好显现。最早意识到此点，并且自觉展开此种“刑事一体化”尝试的，乃是日本的古典主义学者小野清一郎。作为构成要件理论的集大成者，后人对他的关注，常常局限于他对构成要件与有责性关系的探究。[5]然而，小野的追求绝非仅止于此。在其经典之作《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的最后四章中，小野以其宏阔而精微的观察，展示了构成要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丰富机能，特别是构成要件与公诉事实（诉因）、证据法及上诉审结构之间的紧密关联。[6]在我看来，对构成要件的程序意义的发掘，构成了小野相当独特的理论追求与智识贡献。然而，或是基于僵化成型的问题意识，或是基于封闭狭隘的学科壁垒，实体法学者常常不经意间错过了对这一部分的关注。[7]于是，小野世界中的诸多精彩，与我们擦肩而过，无从领略。
在本文中，我试图接续小野的追求。篇幅所限，我不准备对犯罪构成的程序意义进行完整分析，而是力求集中笔触，以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证明的关系为切入点，对犯罪构成的程序功能予以初步拓展。文章的基本立场乃在于，目光不断顾盼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促成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富有意义的功能型交流：一方面，从诉讼证明的角度，启发犯罪构成的程序价值，丰满犯罪构成的制度机能。以此为基点，尝试为中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改进，提供某种新的、批判性的思路；另一方面，从犯罪构成的角度，谋求证明问题的实体回归，为诉讼证明的规范化、安定化和可预测化，寻找实体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