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推定可被看成是双重性力量的耦合：一方面，它必须被视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正是凭借它，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被逻辑性地贯联在一起，犯罪构成才得以体系性地型构；另一方面，它更可被视为一种沟通性的力量。推定不仅构成了犯罪构成体系的逻辑脉络，而且更具有举证责任分配之功效，其成为了一种贯穿性的中介与桥梁。正是借助这一力量，实体裁判体系与举证分配体系之间的僵硬隔栅被彻底冲破，犯罪构成体系超越了实体裁判框架的固有形象，而兼具了举证责任分配的指导功能。
（四）具体问题的澄清
1.“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的举证责任
积极性构成要件要素与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相对应。前者乃构成要件系统中的肯定性要素、正面性要素，要充足构成要件，必须积极地去“具备”这些要素；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则是构成要件系统中的否定性要素、负面性要素，要该当构成要件，必须消极地去“排除”这些要素。[32]在体系上，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仍属于构成要件的一个部分。因此，此种要素的举证责任必须由控方来承担。以往，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上，很多文献存在偏颇，认为其属于法律的例外、豁免之规定，应当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33]事实上，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确属例外规定，但是，它与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等例外规定却存在重大不同：其一，它是构成要件充足性判断中的必备要素。在构成要件充足性的判断中，除了积极性构成要件要素的“具备性”判断之外，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的“除去性”判断，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属于构成要件的层次，而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则分别属于违法性、有责性的层次；其二，它是禁止规范生效的一般要件。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乃是“禁止规范的一般性限制”，是立法时经历了反复的价值衡量之后，设立的整体的排除性规定。相反，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则并不构成对“禁止规范的一般限制”，它们需要在每一个特定情况下，仔细观察个案情况才能具体地、当下地确定。正是基于此点，不存在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可谓是法规范发生效力的一般前提；其三，它是展开推定操作的基础性要件。只有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被消极排除，构成要件方可谓充足，基础事实方可谓存在，推定的操作方能得以展开。反之，如果没有进行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的“除去性”判断，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就是残缺不全的，对违法性、有责性的推定也将失之千里。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的不具备是推定的“基础事实”之一，而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的不具备则是被推出的“推定事实”。
正是考虑到以上特质，消极性构成要件要素与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必须严格加以区分。前者属于构成要件的层次，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后者属于违法性、有责性的层次，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
2.“违法指示要素”的举证责任
立法者在设计构成要件时，经常会使用诸如“非法”、“无故”、“违法”等表述。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的行政犯，这样的要素更是频繁出现。它们被称之为“违法指示要素”。问题是，“违法指示要素”到底是属于构成要件的层次，还是违法性的层次？对这些要素而言，谁有义务提出证据加以证明？这一点在理论上很少予以说明。
在我看来，对这一问题应区分情况加以处理。一种情形是，“违法指示要素”仅仅构成了对违法性判断的多余提示。此时，立法者之所以加上这些词语，“不过系法律规定文词上的语感而已，并非特殊强调违法性的意义”。[34]换言之，添加这些要素，不过是出于修辞的考虑。此时，尽管其属于违法性之阶层，但无需进行额外的判断。因为，根据构成要件的充足，就可以推定出行为具有违法性，根据违法阻却事由的成立，就可以推翻此种推定。在构成要件充足的证明中，便已经说明了行为的违法；在违法阻却事由的证明中，就一并论证了行为的合法。因此，辩方不再需要特别地举证，来说明“违法指示要素”的缺乏。
另一种情形是，“非法”、“违法”等要素构成了抽象禁止条件的一个部分，只有在行为人不具备法律根据地行动时，某种“犯罪类型”才得以实现。此时，这些要素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例如，中国《刑法》第284条的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此时，只有不具备法律根据的窃听、窃照行为，才是法律禁止的对象；而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是有法律根据的，如警察在合法程序下的监听行为，便从一开始就不符合法律的禁止类型。在这些“违法指示要素”实质上应归属于构成要件的场合中，其举证责任由控方来承担。
3.“客观处罚条件”的举证责任
如上文所述，由于体系地位不明，究竟由谁对“客观处罚条件”承担举证责任，存在一定的争论空间。因为，将其归入构成要件层次，还是归入独立的第四层次，势必影响举证责任上的分配。
以我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将客观处罚条件归入构成要件来处理，属于主流倾向。绍尔（Sauer）、兰德（Land）、萨克斯（Sax）等学者都坚持这样的解释论，耶赛克（Jescheck）、魏根特（Weigend）、齐默（Zimmerl）等学者则有不同看法。[35]然而，有趣的是，尽管耶赛克等学者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但在这一条件的实际操作上，却赞成与构成要件做相同之处理。“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享有确立关于构成要件要素这一法治国家的保障。刑罚法规的保障功能，刑事程序里严格的证明要求，以及，凡法院作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必须有2／3多数的法官投赞成票，同样适用于应受处罚性的客观条件。”[36]的确，即便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属于构成要件的范畴，也不能否认它属于“应受处罚性”的基本条件。而从法治国的立场出发，“应受处罚性”的基础条件，涉及到启动刑事追诉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涉及到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必须考虑由公诉方提供证据证明，且应当严格证明。
四、犯罪构成与举证顺序之确定
我们已经明了，犯罪构成体系对于举证分配而言，具有脉络性的指导意义。然而，这容易给人以某种印象：在静态的证明对象的范围内，何方承担举证责任可能是明确的。但在动态的诉讼过程中，举证责任具体如何履行、特别是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履行，却并不明确。这样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然而，在我看来，犯罪构成体系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不仅仅是静态地、平面地完成，而且更是动态地、过程性地展开：一方面，犯罪构成被刑法规范所凝固，先于具体案件的诉讼而存在。因而，可以认为，就该犯罪的各要件而言，一旦被刑法规范所规定，其举证责任之分配就已经在实体法中一次性、平面地完成；另一方面，犯罪构成虽然在刑法中被静态地规定，但其本身就是诉讼进程的总结，是整个定罪过程的抽象，而绝非仅仅是静止的纸面规定。作为刑事诉讼中整体性的指导概念，犯罪构成还将在程序中被不断展开与实现，因而其必须被作为某种开放的、运动的体系来加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讲，犯罪构成对于举证责任的指导，就不仅是在实体法规范中静态地、平面地完成，而且更是在整个诉讼中动态地、过程性地推进与展开。这一点，可从构成体系对于举证履行顺序的限定中，非常清晰地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