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可以很明了的看出五个相同的“其他手段”间的区别与联系。我们也可以法律适用中的实际需要列举出更多的义素加以分析，在此我们仅仅是为了说明分析方法，故而没有必要去穷尽所有义素。

　　义素分析法可以深入到词语的内部，让我们对词语、句子成分以至句子的含义都有了精确的了解，进而能够有效地区分同义词、相同用语的不同含义。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可以将刑法中的“其他”区别开来，面对338个或相同或相近或不同的“其他”用语，我们在解释和适用时也能够达到恰如其分的效果。

　　2、语义指向分析法

　　我们在分析刑法文本时，不仅仅要单纯地运用义素分析法分析“其他”用语相互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还要运用语义指向分析法分析“其他”用语和其他句子成分间的相互关系。语义指向分析法就是对句子的成分和成分之间存在的语义关系加以分析的方法。换言之，语义指向是指一个特定的词把它所在的语言符号链条中除它以外的词语或这些词语以外有关的意思、语言符号链条抓来做发生语义关系的对象[68]。通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对前文中单法条限制的“其他”和多法条限制的“其他”的意义指向和具体含义做出准确的把握。

　　（1）“其他”指向本法条其他成分的

　　“其他”并不是突兀出现孤立存在的，而是和其他句子成分紧密联系的。尤其是在某法条内部，“其他”和本法条其他句子成分之间更是存在着相互的指向，如果能够抓住这种指，那势必能够获得“其他”用语的准确含义。如《刑法》第117条的规定：“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中的“其他破坏活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前后文相互发生指向的。首先，“其他破坏活动”指向后文的行为结果“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其次，“其他破坏活动”又指向前文的行为方式“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只有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指向，才能够成为本条中的“其他破坏活动”。

　　（2）“其他”指向其他法条相关成分的

　　有时候“其他”不仅仅和本法条的句子成分发生语义指向，还会和其他法条的句子成分发生语义指向。如《刑法》第263条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条中“其他方法”就属于指向其他法条的“其他”用语：这与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74条、第239条之间存在着相互指向的关系。以与《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夺罪之间的相互指向为例：如果没有抢夺罪的规定,抢夺财物的犯罪行为必然一部分属于抢劫罪,一部分属于盗窃罪,那么,属于抢劫罪的这一部分在有抢夺罪规定的情况下必然要缩小抢劫罪中“暴力”的范围,即直接作用于物的这一部分“暴力”属于抢夺罪了,抢劫罪中的“暴力”只能是直接对人实施的“暴力”;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抢劫罪中的“其他方法”必须是直接对他人身体施加的影响力,目的是排除或压制他人的反抗,如药物麻醉、催眠术等。[69]

　　至此，我们已经对刑法中的其他用语从词义、语法、语义三个层面上进行了分析，面对数量庞大的其他用语，只要我们灵活的运用前述方法，就一定可以得出准确而合理的解释结论。

　　五、反思：刑法文本中的“其他”与语言学解释

　　刑法文本中的“其他”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法律问题，不仅在理论上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同样需要，因为它关系到太多的法律条文，关系到太多的案件定性。可是对它的研究又似乎是无关痛痒，因为在我们研究和适用的时候会发现它是那么的平淡无奇，我们只需要对与之相关的语言问题加以研究就自然可以得出它的内在含义。这并不是一种错觉，而是一种事实，因为这就是刑法文本中“其他”的产生原因。刑法文本本身就是传达立法者意思的一种语言，其他用语的产生与存在本就是为了弥补语言本身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当我们想要去解释它的时候，也就是回到它产生的原点。而语言学解释又不是至善至美的，因为语言本身就存在着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与分析就没有意义了呢？恰恰相反，这种研究与分析是极为必要甚至可以说是必须进行的。因为无论你采用什么方法去解释它，都是在解决它的分支问题，是在从形式上解决问题，我们只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才能够触摸到它的实质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它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这似乎是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们在用产生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也是在我论文写作中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然而，语言世界本就是循环往复的世界：我们首先是感知到客观存在，然后用语言来表达，通过语言的表达让外界接收到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最终这一信息还需要还原为别人所感知到的客观存在。而前后这两个客观存在肯定是不一致的，因为我们的语言无法达到充分描述客观存在特征的丰富程度，也就是说语言传递信息的作用是有限的。当我们去探讨两个客观存在的不一致时，我们又需要将感知到的不同之处运用语言表达出来，进而进行下一个循环。但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死循环，因为这就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基本模式，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认知就是一个圆，我们的认知越多，圆圈越大，圆圈的外围也就越大，未知也就越多。语言也同样如此，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创造问题，进而再解决问题。

　　采用语言学解释刑法文本中的“其他”就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创造问题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创造了新的问题就否认已经解决掉的问题的意义——因为这是我们刑法学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是我们对刑法认知进步的过程，同样是我们语言学进步的过程。

　　结 语

　　本文着重分析了两个问题，一是刑法文本中“其他”的存在情况，二是刑法文本中“其他”的语言学解释。除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我们还探讨了语言和刑法的关系、刑法文本中的“其他”存在和研究的意义等相关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我们对刑法文本中的“其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刑法文本中的“其他”是立法者不得已而为之的立法选择，但同时又是立法者以简驭繁高超立法技术的典型体现；“其他”具有不确定性的缺点，但其概括性与相关性的双重品格不仅顺应了刑法稳定性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而且实现了社会现实与法律语言的良好对接；虽然这种现象的存在和语言学研究有着细微的瑕疵，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否定其存在和语言学研究的积极意义。

　　最后，重申本文的结论：刑法文本中的“其他”是不可避免的语言学现象，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这种现象，更需要运用语言学的方法去解释这一现象，进而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上升到理论研究中，并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认知其积极意义。

于鹏（1986-？），山东潍坊人，法学硕士，山东省昌邑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