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游历过英国的人很多都会就英国人的精神气质大发感慨。例如，贺卫方教授曾引郭嵩焘论及英国下院两党政治之言论，“两党之间，既有相持不下的争执，同时，也有着妥协精神；当决策一定，反对者又会转而从之，‘无挟气以相难者’。这种既包容对抗，又倡导妥协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朝廷固然让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即便是一般百姓之间交流，也务求诚实，‘不为谦推辞让之虚文’。正是西洋政制与民情之间的互动，使得郭氏最终得出了西洋文明高于中国的结论”。[19]近年来表达类似观点的文章也屡见不鲜，尽管其水平未必高过郭氏。无论这种观点是否有道理，但它却极易激起我们本来已很强烈的民族情绪，因而使持此种观点者备遭非议。如贺卫方教授接下来写道，“因为这样的觉悟当然太早了些，难怪《使西纪程》遭遇毁版，他本人(指郭嵩焘———引者注)在谩骂讥讽中度过余年。”
不过如果我们看一下英国宪政的实践，就会为其中的某些现象所震撼。比如，其宪法的一种渊源是宪法性惯例或共识，而且此类渊源的作用还相当明显；戴雪甚至在其《英宪精义》中将其视为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梅特兰在其《英格兰宪政史》中曾提到，英国宪政实践中的很多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如首相这个职位的存在就没有法律依据；[20]1707年安妮女王最后一次拒绝御准议会通过之法案后，国王就再未这样做过；[21]某事件引发舆论哗然后当事大臣或相关官员就会自动引咎辞职；等等。其实并无法律要求他们这样做，但他们一般都会这样做，如2009年英国下院议长马丁就因补贴门事件而自己主动声明下台。
我们惊讶地发现，英国的宪政实践中竟也存在着许多这类“潜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当事官员必须如此———尽管法律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很显然，他可以不这样做；但如果不这样做，等待他的可能是被赶下台，是颜面扫地。因此，可以说这些“潜规则”、这些共识之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舆论的压力，但舆论的压力又来自于哪里呢?舆论的压力来自于民众对于这些“潜规则”的共识和认同：我们认识到这些规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以至违背者必须下台，否则就会危及我们常规的生活和政治体制。这些“潜规则”是如此地有效力，以至它们并不需要体现为成文的形式就足以产生效果。
因此，所谓英国人的精神气质，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无非就是对于规则之重要性的高度一致的认可，而这又是在普通法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典普通法理论认为，普通法规则来自于民众的社会实践，在其中被反复适用、检验；但同时也在这种实践中对民众的精神气质进行着锻造，使之适应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各种规则，并尊重之，从而形成一个以普通法为基本行为规范的社会共同体。[22]范·卡内刚在批评民族精神决定论时说，在普通法之下生活一段时间，你会培养起一种盎格鲁-撒克逊气质。[23]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英格兰宪政与民众精神气质之间的匹配和互动，其实还是一个法律(普通法)和民众生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所谓英格兰宪政的发展历史，还是普通法发展的历史，是法律与民众或民众通过法律共同构建其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是民众精神气质与法律相互磨合和协调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