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委托代理关系确立时就辩护意见的决定权进行事前约定的做法并非十全十美。这是因为：首先，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之初，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次性地约定辩护意见的决定权大大降低了被告作出知情决定的机会。[72]其次，在委托关系建立之初，双方掌握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准确地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在确立委托代理关系之初对辩护意见决定权的约定只能是一个框架性、概略性的约定，而不可能对辩护意见的决定权事无巨细地进行事前约定。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在建立委托关系时，应禁止对辩护意见的决定权进行事前约定，所有的决定都必须推迟到需要作出相关决定时。但是，这一主张也有一定的问题。这是因为，这不仅使得被告不再可能将案件一次性地甩给律师，而且也剥夺了双方相互了解各自预期的机会。[73]综合考虑，在委托代理关系之初对辩护意见的决定权进行大致的约定还是利大于弊的。当然，在委托代理关系确立之后，随着案件信息的增加、案件的进展，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可以对以前的约定予以细化，也可以撤销以前的约定，对辩护意见决定权重新进行分配。
【作者简介】
吴纪奎，单位为北京大学。
【注释】参见陈瑞华：《律师辩护能完全独立吗？》，载中国律师
http://www>. acla. org. cn/program/article. jsp? ID = 57690&CID = 753741540,2011年6月22日访问。
参见赵蕾：《李庄案辩护：荒诞的各说各话？》，载《南方周末》，2010年8月11日。
参见韩旭：《被告人与律师之间的辩护冲突及其解决机制》，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在该文中，韩旭博士将英美法系国家的辩护观概括为当事人主导的辩护观，将大陆法系国家的辩护观概括为独立辩护观。他并未根据辩护律师与被告之间辩护意见冲突的类型，对辩护观进行更细化的概括。在本文中，笔者对辩护律师与被告之间的辩护意见冲突作了类型化处理。通过类型化的处理，笔者发现，在是否有罪的辩护意见冲突方面，各个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具体辩护意见的冲突方面，各国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则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说的独立辩护观与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其划分的标准是辩护意见的作出是否需要与被告进行充分的协商并征得被告的同意。凡是奉行辩护意见的作出需与被告进行充分的协商并征得被告同意的辩护观，笔者就称之为被告中心主义辩护观；凡是奉行辩护意见的作出无需与被告进行充分的协商，更不需要征得被告同意的辩护观，笔者就称之为独立辩护观。
关于德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参见克劳思·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关于日本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参见田口守一：《
刑事诉讼法》，张凌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关于俄罗斯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参见K.．古岑科：《俄罗斯刑事诉讼教程》，黄道秀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的国家认为，在辩护律师确切知道被告有罪的情况下，因良知的原因，辩护律师可以不叙明原因地退出代理关系。参见克劳思·罗科信：《
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参见田口守一：《
刑事诉讼法》，张凌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8页。
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形：辩护律师认为某一证人是本案的关键证人，该证人出庭作证对被告的辩护非常有利。但是，基于其他的目的，如为了保护证人或者惧怕证人可能会泄露被告不愿公开的隐私，被告坚决反对辩护律师传唤该证人出庭作证。
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一些情形：由于某一原因，如精神疾病、酗酒、服用毒品等，被告的辨认能力以及控制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于此辩护律师希望提出刑事责任能力减弱的辩护主张。但是，基于维护个人尊严或者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被告可能会反对这一做法；在上诉时，被告人坚持要求律师必须提出某一辩护主张，而辩护律师则认为被告人的主张不仅没有价值，还容易淹没上诉的主题。
比如，在伤害案件中，根据阅卷以及调查的情况，辩护律师认为本案适宜提出正当防卫的辩护主张。但是，被告却坚决要求辩护律师提出“在场但未参与打斗”的辩护主张。
See Rodney J. Uphoff, “Who Should Control the Decision to Call a Witness: Respecting a Criminal Defendant''s Tactical Choices”, 68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 （2000），p.770.
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参见彭勃：《刑事辩护中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K.．古岑科：《俄罗斯刑事诉讼教程》，黄道秀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170页。
本文讨论的辩护意见冲突指的是具体辩护意见冲突。在我国，各界普遍认为，具体辩护意见的决定权应当由辩护律师行使。即便对独立辩护观进行批判的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参见注③。
有关独立辩护观其他方面的理论基础，请参见Robert D. Dinerstein, “Client-centered Counseling: Reappraisal and Refinement”, 32Arizona Law Review （1990），p.511．
See Judith L. Maute, “Allocation of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Under the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1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Law Review （1984），p.1058.
See John Basten, “Control and the Lawyer-client Relationship”, 6 The Journal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1981），p.17.
346 F. 2d 73 （9th Cir.），cert. denied, 382 U.S. 964 （1965）．
See Mark Spiegel, “Lawyering and Client Decisionmaking: 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12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Review （1979），p.113.
See note，p.574.
See David Binder, Paul Bergman and Susan Price, “Lawyers as Counselors: a Client-centered Approach”, 35 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 （1990），p.61.
See Marcy Strauss, “Toward a Revised Model of Attorney Client Relationship: the Argument for Autonomy”, 65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1987），p.331.
See note，p. 344.
See note，p.42
Same as note，p.345
See note，p.86.
See note，p.100.
See note，pp.-36-48
See note，p.330.
See note，p.330.
See Alison Grey Anderson, “Conflicts of Interest: Efficiency, Fairness and Corporate Structure”，25 UCLA．Law Review （1978），p.740.
See Ronald J. Gilson, “The Devolu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A Demand Side Perspective”, 49 Maryland Law Review （1990），pp, 890 -892.
See note，p.752.
林钰雄：《
刑事诉讼法》（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See note，p.332
See note，p.333.
Monroe H. Freedman,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in a Professional System”, 27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78），pp.203-204
Same as note，p.791.
Rondel v. Worsley I AC 191.
ee note，p.336.
463 U.S. 745 （1983）．
See note，p.338.
See note，p.585.
参见P.S．阿蒂亚、R.S.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金敏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
See note，p.1053.
See 463 U.S. 745 （198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2004），Preamble: A Lawyer''s Responsibilities, Paragraph 1．
同注，第302页。
土本武司：《日本
刑事诉讼法讲义》，董璠舆等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53页。
参见约阿希姆·赫尔曼：《东欧刑事审判改革的模式选择：比较法的视野》，陈芳译，载卞建林主编：《诉讼法学研究》（第1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美国学者指出：“被告中心模式很容易滋生被告自身造成的非正义（self-inflicted injustice），而独立辩护模式则很容易滋生律师强加的无尊严（lawyer-inflicted indignity）。” See Christopher Johnson, “The Law''s Hard Choice: Self-inflicted Injustice or lawyer-inflictedIndignity”, 93 Kentucky Law Journal （2004），pp. 139-140.
See note ，pp.517-544.
See William H. Rehnquist, “The Legal Profession Today: Dedicatory Address”，62 Indiana Lau Journal （1987），p.151
参见注。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检察官的业绩考核是与有罪判决率、实刑判处率等衡量案件结果的指标联系在一起的。
参见陈霄：《现行考核机制不改无罪证据搜集新政难行》，载《法治周末》, 2010年12月16日。
See Brady v. Maryland, 373 U. S. 83 （1963）．
参见张军、姜伟、田文昌：《关于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问题》，载《检察日报》，2000年12月25日。
有关这方面的文献，See David B. Wilkins, “Who Should Regulate Lawyers?”, 105 Harvard Law Review （1992），pp.822-835.
参见王进喜：《中国律师职业道德：历史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2期。
See note，pp.577-578.
关于中国转变收费模式的必要性，参见吴纪奎：《对抗式刑事诉讼改革与有效辩护》，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5期。
关于此问题，参见吴纪奎：《被追诉人阅卷权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8期。
See note，pp. 346-347.
同注。
参见后藤昭：《辩护人的委托权与自己决定》，肖萍译，载《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参见注。
See note，pp.341-342.
同注。
在美国，在是否允许辩护律师退出代理关系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一般性的规则，一般是由法院逐案裁决。在裁决时，法院需对以下两大利益进行权衡：一是辩护律师退出代理关系的理由；二是辩护律师退出代理关系对被告人权利的影响。SeeJoseph A. Woodruff, “Withdrawal of Counsel in Criminal Cases”，5 The Journal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1980），pp.246-247.
See Diane L. Deshazo, “When Must an Attorney Continue to Represent a Client Even Though She Wishes to Withdraw”, 17 The Journal ofthe Legal Profession （1992），p.218.
参见黄瑞明：《美国与德国律师伦理之比较对台湾之影响与启发》，载东吴大学法学院主编：《法律伦理学》，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6页。
See note，p.83.
See note，p.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