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与明治宪法对“统治权”的规定相比，这些集权型准宪法始终缺乏明治宪法第4条“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的规定。这表明，“统治权”的集权性远远超过了明治宪法中的“统治权”。对此问题，民国时期就有学者针对《中华民国约法》第14条进行了一番评述：首先，《中华民国约法》第14条抄袭自日本明治宪法第4条：“天皇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而依此宪法之条规定之”。其次，之所以要加上“依此宪法之条规定之”，原因在于伊藤博文在《宪法义解》中所说“总揽统治权者，主权之体也，依宪法条规行使之者，主权之用也，有体无用，失之专制，有用无体，失之散漫”。最后，欧洲君主国宪法，在君主总揽统治权规定之下，均规定上述条文。因此，《中华民国约法》第14条之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46]这表明，在这种类型下，“统治权”是不受制约的。
（二）“统治权”即“国家权力”
在第二类准宪法中，“统治权”可以界定为“国家权力”，即国家拥有的权力。按照西方的分权观念，一般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以及司法权，这三种权力的集合总称为“国家权力”。在这种界定方式下，“统治权”仅仅是一个概念符号，并无特别之处。这种界定方式在宪法理论上较为常见。日本学者通常将“统治权”解释为“国家权力”。例如穗积八束在为载泽讲解日本宪法时就指出：“统治权之作用有三：第一立法权，第二大权，第三司法权。如君主行立法权，则国会参与之；君主行大权，则国务大臣、枢密顾问辅弼之；君主行司法权，则有裁判所之审判。”[47]又说：“所谓统治权，兼大权、司法权、行政权而言。”[48]其显然将“大权”视为“统治权”之一。这种认识在二战后日本宪法学研究中亦存在，如有学者将天皇统治权分为三种作用，即大权、立法权、司法权。[49]
不过，由于语义场的变化，因此这些民主型准宪法在规定“统治权”条款时往往非常特殊。一种情况是军政府“统治”模式，这种军政府被划分为议院、都督和法院，形成了独特的三分结构。另一种情况是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那样，规定“统治权”的行使主体包括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后者尽管也反映了权力三分观念，但是在立法技术上非常奇特。这说明，尽管权力三分的观念已经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在具体运作过程中依然具有近现代中国政治演变的自身特色。
（三）“统治权”即“主权”
最后一类，就是将“统治权”视为“主权”。这种规定方式主要体现在若干宪法草案之中，而没有在正式的宪法文本中出现过，这表明，辛亥革命之后，“主权”已经成为一个主流词汇。而这种将“统治权”与“主权”相混淆的做法事实上亦来自于近代日本宪法学。例如，在明治宪法时期，穗积在《提要》第二编“统治的主体”中提到“天皇为统治国家的主权者，皇位为国家主权之所在”、“以皇位为统治主权之本体的时候，则应知此种权力之体和用，兼在天皇的一身之义”、“略言之，天皇即国家”。[50]这种主流宪法学极力混淆主权和统治权之间的差异，并主张君主为统治权的主体。而在近现代中国，也有学者倡导“统治权”。例如，钟赓言认为，国家者，以一定地域为基础之法人，而有原始统治权者也。并认为，国家的权力是统治权，也是有权力之人格者对于他之人格者，可以无条件而拘束其意思，并强制服从之意思之力。因此统治权是唯一不可分，且在立宪政体之下区分为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都是在一个国家人格之下的三种作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是国家意思之确定前，所经由之途径而已。同时，在单一国而言，此统治权且是最高独立之权力，对外不受到外国权力之制限，对内人民及其他团体皆必须服从。[51]这种看法实际上将“统治权”等同于“主权”。由于“统治权”与“主权”的混用，以至于在理论上出现了很大的混乱。所以，张知本在论述国家要素时认为，国权可以称为主权，也可以称为统治权，所以，在列举国家要素时，有的使用主权，也有的使用统治权。不过，国权虽然可以称为主权或统治权，然而主权与统治权两个词汇本身有不同的意义。根据多数学者的通说，大概是将主权表示为国权之最高性质，也就是指不受任何较高权力支配之权力；而统治权表示国权之支配权，也就是指对于人民之命令强制之权力。他认为，这种区分较为恰当。若专以主权为国家要素，则未免不能概括统治权，若专以统治权为国家要素，则未免不能概括主权。然而，主权及统治权又都属于国家要素，若仅以一方作为要素，似于国家之权力，一方具有最高性质，一方具有命令强制性质，不相适合。因而，他主张不偏用主权，也不偏用统治权，而采取以权力（国权）为要素之说，以便将主权与统治权二者一并概括之。[52]张知本的主张就是放弃“主权”和“统治权”，而采用“国权”或“权力”。值得注意的是，从宪法史来看，新中国建立以后，“主权”在宪法中的使用仅限于外交场合，成为一个使用范围有限的词汇。[53]
由此可见，“统治权”的界定必须基于特定的宪法语境才能彰显其特有的意义，否则，就难以理解如此纷繁复杂的“统治权”用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