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事人之间在合同中约定高额违约金，正是当事人之间就相对方的履约能力不信任的情况下，为促使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所采用的一种特殊形态的担保方式。如果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动辄认定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而进行“合理”干预，无疑是不当地介入到当事人之间的经营关系之中，替代经营者的经营判断，而以自己的判断标准来寻求所谓实质正义。因此，在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违约金条款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若简单地将该规范适用于商事法律关系，很可能将导致司法机关或仲裁机构做出有悖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理念的非正义性裁决。
3．例三：如何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我国不允许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相互借款，但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即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不仅是自然人之间为缓解生活或生产资金需求的重要方式，而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资本的投资方式。然而，由于我国个人信用体系还未完全建立，且民间借贷合同往往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许多容易引致纠纷的问题，因而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快速上升趋势。
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依此，只要当事人间的借贷关系不违法，即应依法受到保护。但由于民间借贷形式多样，既包括亲友之间的资金周转性借贷，又包括具有合理营利目的的经营性借贷，还包括不受法律保护的高利贷性质的借贷，因而法官们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必须对合同约定利率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对利率效力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应当说，以上规定基本上体现了保护民间借贷贷款人的合理营利的法律理念，但因民间借贷利率被严格限定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以内，故实践中可能会因此导致对承担了较高风险的贷款人不公平的后果。尤其是在借款人借款用途为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或经营活动时，贷款人为可能获取的高收益客观上承担了高风险，若法院绝对化地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将可能导致对贷款人不公平的后果。因此，在对民间借贷合同利率合法性进行裁定时，应就当事人的主体性质与借贷行为对其而言的行为性质予以区分对待：若借款人为企业或借款人借款用途为经营活动，则应充分尊重当事人之间基于私法自治的意思表示，尽可能确认借贷合同约定利率的法律效力；若借款人为自然人且其借款用途为解决生活需要或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资金需要时，则应进行合理的司法干预，将借贷合同约定利率限定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以内。当然，即便借款人为企业或借款人借款用途为经营活动，民间借贷的利率也应受到合理控制，不应以民间借贷之名行高利贷之实，否则将可能对金融秩序造成较大冲击并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4．小结：司法裁判中如何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平衡
以上三类问题仅仅是作为商事审判中需要进行自由与秩序的平衡的样本而已，类似问题还有许多。其中，例一与例二属于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的问题，例三则属于对现行裁判规则进行反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