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地刺激和拉动内需。如扩大城市和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做到应保尽保；深化医疗、教育体制改革，解决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引导和释放消费能力；采取诸如减半征收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免住房交易相关税费，支持自住型住房消费，投入450亿元财政资金补贴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以旧换新和农机具购置等财税措施，鼓励消费。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需求，为我国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企稳并实现“V”型反转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后危机时代，继续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然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维持投资规模适度扩张和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同时，国家进一步关注民生，加大对国民福利的投入力度，提高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扩大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增加居民收入；调整分配结构，缩小收入差距，消除社保、住房、养老、教育等领域制约消费扩张的制度性障碍，增强民众幸福感的系列政策措施，通过增收与减负并举，持续扩张和繁荣国内消费市场，将逐步使消费替代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内生增长的强有力引擎。

　　消费拉动的经济内生增长模式，无疑将是今后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内需市场的扩张和繁荣，将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带来重大调整，将为中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重大的历史新机遇。具体理由：一是市场的“中心”回归中部地区，中部省份在国内统一大市场中的经济地理区位优势凸显。基于成本利润的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将不得不围绕“中心”重新调整了它们的发展规划，进行战略布局和资源配置，将更多的资金投向中部地区。人、财、物向市场中心聚集的过程，将有力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二是市场的“中心”回归中部地区，中部省份的产业发展将可能实现垂直升级。原来那种基于外向型产业和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考虑的产业梯度转移思路，即所谓按照首先是成本敏感型（劳动密集型），然后是资本密集型，最后是技术密集型企业的顺序依次进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将被打破，许多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将直接投资于中部地区；三是市场的“中心”回归中部地区，中部省份的城市化水平将获得快速提升。全国的城市化在2008年已经达到45%的水平，东部省份早已超过50%，基础设施建设已近饱和，而中西部还在40%以下的水平徘徊。中部城市化的暂时洼地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和发展机会；此外，中部地区有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皖江城市带建设等一系列区域发展政策的支持；有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资借鉴，可以少走弯路、少犯错，避免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创新发展之路的后发优势；加上中部地区本身固有诸多优势，譬如，便捷的交通和相对低廉的物流成本、丰富的自然资源、突出的劳动力优势（绝对数大、素质高、成本低）和科教资源优势、广阔的经济腹地和市场容量，以及良好的传统工业基础等等。随着武汉-广州高铁开通，高铁时代到来，这为沿海与中部地区的进一步融合以及中部地区优势的发挥，都带来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