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二是新生代劳动者的崛起，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较之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新生代“80后”、“90后”劳动者更有知识和文化，其对工资福利待遇有要求，对工作环境有预期；不仅追求劳动的物质回报，而且对精神满足需求强烈；既要求体面和尊严，又期待职业认同感和归宿感。他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强，创业冲动、创业意识和意愿更强，更加注重自身的发展前景。一旦其维护权利的愿望和诉求遇阻，他们就会“用脚投票”。
（四）供需关系层面的因素
1.供需预期发生转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已经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2004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这意味着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态势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的强烈预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2.供需结构存在剪刀差，我国制造业依旧处于产业链低端，扮演着世界加工厂的角色，因而一边是低技术简单劳动力稀缺的“用工荒”，一边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劳动力供需结构矛盾倒逼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亟待“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3.供需信息的交流传递存在瓶颈，由于劳动力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一边有工无人做，一边有人无工做，是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不配套的结果。
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以外，我们认为，在当前后危机时代，我国劳动力流动出现新变化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主要是：
1.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稀缺度博弈
首先，从两种生产要素稀缺度变化看，自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里，我国经济增长完全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投资主要依靠招商引资，出口则是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极其低廉的比较优势，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在资本与劳动力的前期角逐较量中，由于前者的稀缺度极高，后者则完全没有丝毫的话语权。然而，随着我国市场开放和开发程度的推进，国家财富的日益积累，民间资本的逐渐壮大，外资对国内大市场的觊觎，以及劳动力资源存量日趋减少，资本和劳动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博弈结果是劳资关系中劳动力权重将会渐行增加。其次，从两种生产要素结合方式看，也发生了些许根本性的转变，从过去“劳动力流向资本并与之结合”的主流旧模式中逐渐分离出“资本流向劳动力并与之结合”的新模式。再次，从两者流动的成本—效益分析，资本逐利的特点决定其具有天然的流动性，它初始的无差异流动成本更低，相比较而言，在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成本很高，既有经济成本，也有社会成本，更有诸多社会体制机制障碍在政治、文化、情感、心理等层面造成的个体差异成本。只不过一直以来，因为在我国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绝对充裕，以及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客观现实，尤其是劳动力流动成本主要体现在劳动者个体层面而较少体现在社会层面，更不会纳入用工主体企业的成本核算等原因，导致劳动力流动成本长期被忽略和漠视。大量农民工用脚投票，自发有序回流的现象就是对此最好的诠释。可见，劳动力资源丰富是中部内陆省份发展的后发优势之一，充分发挥并运用好这一优势，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将成为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