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通过对英国宪政史的考察，认为宪政乃“势”与“理”的产物。所谓“势”者，即社会上已然演生出各种不相上下的力量，其消长已足以构成“谁亦不敢欺负谁”的制衡格局，[29]由于各呈其强各得其理，故出现不得不让步的态势，各方为自身利益计，有必要通过彼此协商达成“要约”，解决所共同感受到的问题，宪法于是成为“各种力量的妥协点”。[30]所谓“理”者，不仅指各“势”已意识到“立宪”乃是确定“国权如何运作”的无可替代的方法，同时亦指各方对此具法律信仰，事关信仰，则视宪法为“圣纸”得为至恰，于此达成了真正的共识，而形成一种“优越的理性势力”。在北洋时期，宪政之“势”已经形成，所缺者宪政之“理”而已。军政的扫荡，其主观意图是政权的统一，但在客观上必将形成一元的权力格局，大大消解了宪政所依赖的分权制衡功能。宪政之“势”已灭，宪政之“理”又其将焉附？
军政之枪在宪政身上留下的第二道伤，是和平、协商、法治等宪政契约精神的流失。
笔者曾言：“在近代中国，不论是革命的政治家、反革命的政治家，还是有时革命有时反革命的政治家，都没有考虑到以法治的方法去推行宪政；眼花缭乱的宪政斗争没有发展成为推动中国朝野及公民提高自由、民主、权利意识，巩固民主宪政制度的坚韧、持久的努力。”[31]军政的推出，便是革命的政治家舍弃法治的方法去推行宪政的力证。令宪政主义者扼腕长叹的典型例子是宋教仁被刺案。1913年3月3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国民党直觉反应这是袁世凯下令干的，黄兴追悼宋教仁的挽联写道：“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确是袁世凯”。凶手在事发4天后相继被上海公共租界捕获。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将凶手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往来密电和函件要点以“通电”形式昭告海内外。上海民众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32]上海地方检察厅遂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赵秉钧承诺到庭，称愿与袁世凯同到法庭与凶手对质。一个地方司法机构传讯在位总理，在中国不仅空前，而且绝后，表达了此案蕴含的高度法治内涵。在社会和法治的极大压力之下，赵秉钧辞去总理一职。还有，无论是否出于诚意，袁世凯通令自辩，说“共和国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动方面言之，非考求立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表明希望通过法律解决危机的立场。但就在司法的胜利唾手可得之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使用了军政的方式，发动二次革命。这类革命对宪政的伤害，蔡定剑有过详细地分析。他认为，暴力手段容易煽动阶级仇恨，造成以暴易暴的社会动乱，引发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它也不利于理性地对待革命对象身上存在的一些正确、合理的东西，容易引起社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频繁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乱，会使一个国家的宪政道路特别崎岖。[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