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是一剂过猛药方的另一个证明是，以暴力扫除军阀，忽视了军阀们为寻求政权合法性所作的种种努力。齐锡生看到，“几乎所有重要的军阀都在这时或那时投入对军阀主义的严厉攻击，提倡裁军，谴责军阀统治的实质。但批评总是针对别人，从不针对自己。这种虚伪当然是不能持久的。骂了别人，实际上也骂了自己。结果，每个人的合法性都被消弱。”[15]客观地说，北洋军阀自身也意识到了军阀主义的合法化危机，其化解危机的诉求体现出现代法理型民主政治的特点。吴佩孚是北洋时期呼风唤雨的人物，其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就表现出了对民主政治的认知和热情。在“五四”运动时期，当全国学生高呼“打倒军阀，收回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时，吴佩孚发表了大量声援学生的言论，指责政府对学生大肆逮捕、镇压，是“轻重倒颠措施”，在国人面前俨然一个“民主斗士”和“爱国将军”的形象；在直皖战争之前，吴佩孚不断通电全国，揭露皖系与日本勾结的内幕，抨击皖系的腐败，倡言国是，与革命派的舆论口径并无二样；1920年6月，吴佩孚通电全国，反对安福系包办的上海和会，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声称：“三年政若丝棼，局同釜破，舍谋统一，无以为救国之方。””鄙意惟有出于召集‘国民大会’，以真正民意公决，庶可无偏无党，永诀后患。”[16]为此还制定了“国民大会”大纲八条；他曾在开封演说中称：“佩孚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醒，不可因彼等无学识、无思想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有爱国思想则庶几矣。”[17]吴佩孚甚至发布过“保护劳工”的宣言。军阀们凡此种种民主言行，一般论者二字以蔽之———虚伪。但我们是否可换一种思路———虚伪是邪恶被迫向美德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你方唱罢他登场的北洋政府，既然打着“民国”招牌，披着法统外衣，就不可能再完全按照专制时代的方式行事。“家国”已经转为“民国”，这个民国尽管不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民国”，但毋庸置疑的是，共和政体逐步稳定，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一定的发展。古语云，恶不去善，以军政的暴力来剪除北洋政府，难免要剪除其中孕育的积极因子，似有“恶而去善”之嫌。
军政是剂猛药，还表现在对当时盛行的联省自治、废督裁兵等宪政化改造军阀统治的方案未予以足够关注和推行。
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国无宁日的局面，一些知识分子明确将其归咎于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呼吁“惟有籍助西方的联邦组织，全面改造中国的政治结构，才能息止纷争”。[18]1920年，张继提出了联省自治理论，迅即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联省自治运动。[19]联省自治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由各省自行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行组织省政府，各省实行自治；二是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一种联省宪法，借联邦制来实行国家的统一。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四川、云南、广西、贵州、陕西、江西、湖北、福建、奉天等，或由省议会公布宪法会议组织法，或由行政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专门人士起草宪法。军阀如赵恒惕、谭延闿、卢永祥、陈炯明、唐继尧、陆荣廷、张作霖、吴佩孚、曹锟等都或真心或假意地参与了这场运动。当时许多人将其视为既能防止中央集权又能避免地方割据混战的救世良方，孙中山也侧身其中。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宣言时，明确支持省宪运动：“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先后，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人民。”[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