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更为宏大的目标而言，军政更不是一剂对症之药。如前所述，军政阶段与宪政阶段被孙中山赋予了一种先和后、前提和结果、手段和目标的逻辑关系，宪政是军政的目标。但是，宪政的本质不是要推翻一个统治者，而是要驯服这个统治者。因此，纠缠于满人统治还是汉人统治，是北洋集团掌权还是革命党掌权，其实与宪政无关。刘军宁说：“民主规定谁拥有权力，共和规定权力的目的，宪政规定运用权力的方式。”[7]诚哉斯言!民主关心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关心的是权力的界限；民主强调多数人的统治，宪政强调纵是多数人统治，亦要小心翼翼地警惕、防范、限制其权力。美国法学家墨非稍带夸张地预测：如果有纯粹的宪政主义者的话，那么他的头脑中一定有不少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因为他怀疑一切权威，他既担心民主缺少对民选代议士的制度约束而导致威权统治，也害怕把一切权力交给人民，因为这将导致民主的暴政。可见，因为民主潜伏着的缺陷，使其存在着与宪政限权目的一定程度的离心倾向。军政所念念不忘的是谁拥有权力，军政所朝思暮想的是革命党登上权力的舞台，军政所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属于民主的范畴，而非宪政的范畴。尤其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军政阶段强调军政府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甚至思想领域全方位的领导和改造，几乎排除了对权力的限制，其实质是一种革命专制。对这种专制，胡适有振聋发聩的诘问：专制是否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曾造成民族国家？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职责，我们今后建国是否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8]胡适式诘问的现代答案是：军政之道，绝无可能使中国走上宪政之路。
二、军政是一剂过猛的药方
军政是一剂为消除军阀混战、国家分裂而开的药方。孙中山诊断到了当时中国的病症：“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9]“构成中国之战祸者，实为互相角立之军阀[10]他曾经向外国记者这样表述对军阀混战的态度：“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坚决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他严正地表示“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11]他所谓的“尽力”，主要便是“军政”。孙中山的望闻问切所没有发现的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国家虽然呈现纷乱和割据状态，但“北京政府代表国家的正统地位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思想，是军阀们的共识。”[12]他们的纷争、割据和分裂，不是为了另立国家，即使军阀们宣布独立，也仅仅是不受其所反对的中央政府管辖之意。“他们认同的仍是中国这个国家，只是不认同其所反对的中央政府而已。”[13]以军政手段推翻军阀统治、建立统一国家这一目标所忽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所有具有强大力量和有野心的军阀都为统一国家而努力”，[14]无论皖系、直系还是奉系，他们的纷争甚至战争，都构成了以武力追求国家统一的努力的一部分。国家的统一，手段有多种，有武力的统一，有和平的统一；有军阀谋求的统一，也有革命党谋求的统一。在统一仍是当时社会共识的情况下，以军政的方式来解决统一问题，不过是以革命军与军阀的纷争替代了军阀之间的纷争，而且完全排除了军阀谋求的统一，完全放弃了和平统一的努力，确实是一剂过猛的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