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期，黎元洪就曾承袁授意倡导“军民分治”，明确提出“废督裁兵”的倡议。到了20年代初，“废督裁兵”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废督裁兵的社会运动。1922年6月6日，黎元洪发表“鱼电”，“民国乱事，悉由督军造成，非废督裁兵，无以收拾时局。”[21]“鱼电”因反映了人民厌乱心理，故颇获舆论的同情，连曹锟、吴佩孚都在次日发表通电表示响应。在“废督裁兵”的运动中，军阀或主动或无奈，做出了的“废督裁兵”的举动，江西督军陈光远、浙江督军卢永祥宣布“废督”，张作霖也表示赞成废督的主张，参加的省份很快就蔓延到九省。[22]与此同时，孙中山发表兵工计划宣言，提出在“惩办祸国罪魁”和“保障国会安全”的前提下实行裁兵，裁下的士兵可以垦荒、筑港、建路及开发长城以外的地区，这样，便可“化兵为工”。[23]孙中山的计划得到了广泛响应，“兵工政策，几成国是，全国军阀，不但不加反对，且从而利用之，以为名高观美，借兵工之名，隐增其军资军实。如阎锡山、吴佩孚、唐继尧、赵恒惕、齐燮元、卢永祥等，甚至张宗昌、张作霖之徒，莫不以兵工自豪”。[24]我们当然可以谴责废督裁兵运动中“督无法废、兵无法裁”的结局，但是，我们也应该尊重时人想以此来改变军阀混战的局面、希望和平统一的努力。历史的真相是，北洋政府时刻都想着废督裁兵，在江苏废督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大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靳云鹏站出来表态说：“废督为民国必经之阶级，政府若予以反对，殊多不便，诚如张謇所言，废之前废之时废之后均须格外注意……废督固佳，不如减轻督军权限为尤佳，盖所争者，权也，权轻则无人来争。”[25]这种表态并非全是敷衍，徐世昌从1918年10月10日到1922年6月1日任总统，其基本执政思想是“偃武修文、废督裁兵”。

　　废督裁兵、联省自治实际上为解决军政所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扫荡反动势力提供了另一种完整的、和平改造的思路：废督———裁兵———自治———联治———统一。从逻辑上讲，这个命题是可行的。对此，有人分析道：“如果能够废督，兵权收归中央，则就有了裁兵的可能；没有督军的独大，各省也就可以实现真正的自治；然后在省自治的基础上实现联治，国家统一指日可待。”[26]我们看到，孙中山在联省自治、废督裁兵等改造军阀政治的运动中表现出了诸多的洞见，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在当时中国的乱局之下，孙中山救民出水火、解社稷于倒悬的心情是如此迫切，充盈其胸的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焦灼。也许，正是孙中山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和时不我待的焦灼，使他从改良军阀政治的道路上折径而返，飞奔到以新暴力推翻旧暴力的激情怀抱之中。

　　三、军政的枪与宪政的伤

　　军政之枪在宪政身上留下的第一道伤，是多元权力格局的破碎和分权制衡功能的消解。这一时期，北洋军阀控制了中央政权，被称为中央军阀，包括皖系、直系、奉系。在地方，又有把持着一省或数省的势力较大的军阀，被称为地方军阀，如滇系、桂系、晋系等。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中央军阀各派系之间、地方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他们实力相对均衡，谁也没有办法消灭谁，被迫相互共存、相互分权、每一个军阀的权力都受到来自其他军阀权力的制约。[27]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新生的共产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自由知识分子也不断摇旗呐喊，凡此种种政治势力，反对军阀的专制与独裁，要求维护共和制度，维护国会，维护《临时约法》，对北洋军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28]这就造成了政治上的多元权力格局，一方面，没有任何一种势力拥有压倒性优势足以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被迫与其他各种势力分享权力并受其它政治势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利用议会、报刊等作为自己参与政权、宣传观点、笼络人心的手段，于是，政治的民主化、社会的自由化有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