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那段风云遽变的岁月，我们还可以发现：袁世凯北洋集团取得政权是政治协商和妥协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不是北洋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而是革命党人将革命果实拱手相让。早在革命军与北洋军在湖北激战之时，黄兴即以中华民国政府战时总司令的身份致信袁世凯，希望其“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3]南北议和开始后，黄兴又再致电袁世凯，称袁若能赞同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位断举项城无疑”[4]黄兴的这一主张也为孙中山、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革命党大佬所赞同。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经欧洲由美国到达香港，在会晤胡汉民、廖仲恺时提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政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5]以军政手段剪除北洋集团的权力，颇有送出礼物然后再以武力夺回的意味。
如果说完成第一个任务需要“用兵力”，那么实现后一个任务绝对不能依靠武力，因为任何主义的推行都来自人们的心悦诚服而非赤裸裸的暴力。以军政来推行主义，印证了这样一个判断：孙中山经常表现出对军事手段的崇拜。1905年，孙中山制定《军政府宣言》，开列了军法之治的任务清单：第一、斩绝“政治之害”，主要是“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捐税之横暴”；第二，去除“风俗之害”，主要是禁止蓄养奴婢、缠足、吸食鸦片、讲风水等，第三是兴利，主要是办教育、修道路、设警察、讲卫生、兴士农工商实业的利源。以军法来去除风俗之害，以军法来办教育、修道路、设警察、讲卫生、兴士农工商实业的利源，无疑在宣告军法万能。这种对军法的崇拜，使我们联想起一句戏文：“悔不该，醉酒错杀了郑贤弟；悔不该，酒醒逼走了缪先生”。
军政用错了场合，用来移风易俗、推行主义等，必招致激烈的反抗。在清末民初的北大讲坛上，曾有一位学贯中西行为怪异的教授———辜鸿铭。辜鸿铭的特立独行也许很让人吃惊和奇怪，这里固然有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偏好问题，但其主要的原因并不见得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详细的考察其言行，我们会发现辜鸿铭的诸多护短举动有很强的表演性，这种表演性实在是对一种强求一律做法的反感和厌恶：临时政府不是限令剪辫吗，老子就是不剪；你不是反对缠足吗，我偏喜爱三寸金莲。这些都反映了辜鸿铭有意唱反调。他心里未必觉得留长辫子好，也未必认为小足有多妙，只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某种权利和自由被限制和剥夺了，所以奋起抗争。[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