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监狱法律规制的差别性
历代《刑法志》中有关元代的监狱规定可谓是涉及到方方面面，规定不谓不细，恤刑不谓不宽，但实际状况并非如此。元代实行种族压迫，在监狱管理方面，南人、汉人囚犯所受的待遇大大低于蒙古人、色目人囚犯。[8]元代的一些恤囚规定，也多是为蒙古人、色目人囚犯而设，反映在狱具制度上便是蒙古人囚犯一般不戴械具，而汉人和南人囚犯却要“昼则带镣居役，夜则入囚牢房”。《元史·刑法志》先引大德年间（1297-1307年）官僚王约的话说：“国朝之制，……其弊也，南北异制，事类繁琐，挟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谲行私，而凶顽不法之徒，又数以赦宥获免；至于西僧岁作佛事，或恣意纵囚，以售其奸宄。”最后总结说：元代“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这种具有民族统治特色的“南北异制”，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另外，蒙古人还享有狱政特权。“诸正蒙古人，除犯死罪，监禁依常法，有司毋得拷掠，仍日给饮食。犯真奸盗者，解束带佩囊，散收。余犯轻重者，以理对证，有司勿执拘之”。蒙古人除犯死罪之外，概不监禁，甚至不拘执，死罪监禁也不准拷掠。相反，汉人常常以无罪或轻罪被投入监狱，戴枷锁，服苦役，备受摧残，被迫害致死者不计其数。按元律规定“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除非僧侣“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者，由地方司法官吏审理，但判徒刑以上须羁押监管的，必须上报宣政院认可。平日军人、军户犯罪，其收监刑讯，均凭奥鲁发落，只有“强窃盗贼、伪造宝钞、略卖人口、发冢、放火、犯奸及诸死罪”者，才移送附近官府收监讯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仅民族与民族之间，本民族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贵族之间都存在着法律规制上的差别待遇，即根据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定罪量刑，并在法律上享有各种不同的等级特权，这就是所谓传统社会中的等级秩序，它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不平等的法律理念。“大概最让近代西方人反感的，首先是中国古代法律中表现出来的严重的不平等（官僚品级、特权、尊卑等方面）。”[9]实际上，等级法源于礼法兼综的法律体系，并且体现了礼治的秩序。而中古社会的礼治又源于氏族公社时期的习俗。礼治的基础是血缘家族的宗法关系。礼治的等级，所反映的是出自血缘家族的宗法等级，后来扩大为国家的政治等级。“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诸侯争霸的加剧，强权政治的发展，和官僚制度的建立，等级体系抛弃了血缘的外衣，转移到了官僚科层组织系统中，和权位、才能、功劳、财富等挂起了钩。”[10]皇帝实行世袭制和终身制，官僚则依其品级的高下而分享“恩荫”等特权。君主、贵族、官僚因其所处的权力地位而受到法律礼遇，享有等级法的种种特权。曹魏制律，将“八议”[11]入律，使贵族官僚地主享有特权，凌驾于一般法律制裁之上。晋时傅玄就曾指出“八议”是“纵封豕于境内，放长蛇于左右”[12]。《晋律》在沿用“八议”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13]。这种做法为以后“官当”之制的滥觞。《陈律》则正式使用“官当”一词，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官吏可以官品抵罪，贵贱异罚，日益悬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