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刑法志》之监狱制度及其当代意义
李晓婧
【摘要】历代《
刑法志》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必需史料。以历代《
刑法志》中的监狱制度为解读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矜恤思想，人治观念和等级制度。传统法律文化并未止步于现当代，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不情愿或无意识，注定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当然，传统法律文化并非一潭污水，不可救药，它也有自己的精髓，如何重新认识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在现当代的投影效应，则是我们法律史学者应该考虑的问题。
【关键词】
刑法志；监狱制度；矜恤思想；人治观念；等级制度
【全文】
曾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现在虽已不复存在，但其中蕴涵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今天依然存在。清末修律，民国时期的西法引进，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立，似乎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甚至说是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但事实真的如此么？答案是否定的，可以说，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之争并未戛然而止，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法意识在当下仍然存在。“虽然在‘学理’划归了大陆法系（相对于英美普通法），其政法架构和实际操作完全是‘中国特色’或‘人治’传统的。只是在立法技术、表层分类和一般法律术语上借鉴了外国：起初是苏联、德、日，现在是英、美。”[1]换言之，制度的移植并不能代替观念的转变。“法律价值观决定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趋向和行为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公民个人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所形成的法律价值观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人们根据自己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认识、情感体验以及评价等，形成了个人的法律价值观，进而用这种价值观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法律调节。”[2]要想了解中国今天的法治现状及如何成功导向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法律史学者必须重新审视传统法律文化特质，而《历代刑法志》中的监狱制度则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一、古代监狱制度中的矜恤思想
（一）古代监狱的人性化管理措施——恤囚
“由于‘礼’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中较为严厉、苛刻的规定，受到许多例外和特殊情境的限制和缓解，而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不近情理。”[3]恤囚则是较为典型的一例。中国传统社会恤囚制度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法律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元朝为例，元朝在监狱管理中倡导悯恤狱囚，并以此作为衡量狱吏是否恪尽职守的一项标准。首先，根据囚犯的性别、犯罪情节的轻重，分类监收，谨慎管理。元律规定：“诸狱囚，必轻重异处，男女异室，毋或参杂。司狱致其慎，狱卒去其虐，提牢官尽其诚”。其次，给罪囚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一是提供囚粮。“诸在禁囚徒，无亲属供给，或有亲属而贫不能给者，日给仓米一升，三升之中，给粟一升，以食有疾者”。至于“诸路府州县，但停囚去处，于鼠耗粮内放支囚粮”。二是提供必备的生活用品。“凡油炭席荐之属，各以时具”。尤其是对“诸在禁无家属囚徒，岁十二月至于正月，给羊皮为披盖，袴袜及薪草为暖匣熏炕之用”，使其免受寒冷之苦。三是提供医疗条件。慎选狱医，“诸狱医，囚之司命，必试而后用之，若有弗称，坐掌医及提调官之罪”。明确狱医的职责：“诸狱囚病至二分，申报渐增至九分，为死证，若以重为轻，以急为缓，误伤人命者，究之。”要求狱医根据狱囚的身份和病情予以治疗：“诸狱囚有病，主司验实，给医药，病重者去枷锁杻，听家人入侍。职事散官五品以上，听二人入侍。犯恶逆以上，及强盗至死，奴婢杀主者，给医药而已”。狱官、狱吏、狱卒对其职守应“奉行惟谨”，虐待狱囚，“坐有司罪”。元朝法律规定：“诸有司，在禁囚徒饥寒，衣食不时，病不督医看候，不脱枷杻，不令亲人入侍，一岁之内死至十人以上者，正官笞二十七，次官三十七，还职；首领官四十七，罢职别叙，记过”，以维护正常的监管秩序。第三，对孕妇、老弱废残犯罪者，予以一定的优待。“诸孕妇有罪，产后百日决遣，临产之月，听令召保，产后二十日，复追入禁。无保及犯死罪者，产时令妇人入侍”。根据孕妇的特殊情况，延缓决遣时日，或临产召妇人入侍，都体现了一定的人道精神。另外，“诸有罪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笃废残疾罚赎者，每笞杖一，罚中统钞一贯”。允许老弱废残的犯罪者罚赎，以经济惩罚代替笞杖。最后，疑狱宽释。元律规定：“诸疑狱，在禁五年之上不能明者，遇赦释免”。对缺乏证据、难以定案的犯罪者，监禁五年以上，仍不能认定其犯罪事实，遇赦予以释免，以体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4]的司法原则。恤囚制度从主观上来说是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措施，但从客观方面来说，该制度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缓和了社会矛盾，延缓了国家的衰败和朝代的更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