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监狱司法之执法制约和反馈机制——录囚
录囚制度是古代监狱司法中重要的执法制约和反馈机制。录囚制度肇始于西汉，是指皇帝或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的巡视监狱，借以审查和监督狱情。汉朝的录囚主要以平理冤狱为主。从东汉起，皇帝亲录囚徒，“光武中兴，留心庶狱，常临朝听讼”。为加强对狱政的管理，唐代进一步发展了录囚制度，使录囚成为各级官署的常行之制。唐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重视录囚，“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除常亲自录囚外，还规定了“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使录囚制度化、经常化。统管全国狱政的刑部，则每年正月到各地巡复狱情，“所至，阅狱囚杻校、粮饷，治不如法者”；“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唐代的这一录囚制度，与唐代法制的宽约、慎刑原则是一致的。
到了明朝，逐渐形成了会官审录之制，皇帝一般不再亲录囚徒，而是由三法司、司礼太监等主持会审、复审轻重罪囚。“会官审录之例，定于洪武三十年。”明朝热审、寒审之制始于成祖永乐年间。永乐三年，明成祖始定热审，以“决遣轻罪”。不久后又发展到“宽及徒流以下”，凡死罪已决等待秋后处决，其轻罪即决遣，对未能即决者，令出狱听候。明宪宗成化年间，热审之制进一步完整，形成“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疏放”等具体制度。寒审之制始于明成祖永乐四年，当时考虑到天气寒冷，大多数非死罪囚犯会冻死狱中的情况，成祖下谕，“凡杂犯死罪下约二百，悉准赎发遣”。从此始有寒审之制。“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清朝有热审，无寒审，秋审、朝审更加发展。顺治十三年，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此后，列朝皇帝对于秋审都勤慎校阅。秋、朝审之制发端于明朝，而完备于清朝，“二百馀年来，刑部历办秋、朝审，句稽讲贯，备极周密”。
从西汉以来，历代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支配下，都把“录囚”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规定下来，并不断有所充实和发展。由帝王或地方官吏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向狱囚讯察决狱情况，实行对狱情的审查监督，借以宣扬“仁政”，这些对在押的已决或未决犯人进行复审的司法行政措施，防止了冤狱和滞狱的发生。录囚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种特有现象，亦是儒家“慎刑”思想的体现，有利于司法权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录囚对法律在社会中是否得到了正常的运行，无疑起到了检验作用，这对于整体司法制度的合法运作具有积极的正面功效，因而在社会群体心理中必然会提升法律的威信。录囚是一种受法律非难时的公权救济（当然侠义行为不包括在内，因为这属于私力救济），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忽视个体权利的社会，个体法律救济几乎是无望的幻想。因此，录囚制度的确立对于法律制度而言是一项宏观调控的良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