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提高审查判断佐证的能力。证据的审查判断在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关乎事实的认定和案件的处理。从司法实践看，审查判断佐证的能力不强，包括不会正确评判佐证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是除收集佐证不客观、不全面之外，造成刑事案件质量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的代价是非必要的，也是可以调控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需要正确理解和执行口供补强规则，这也是自由心证的活动，包括：怎样审查口供涉及的全部客观要件事实是否都有佐证；怎样分析佐证之间、佐证与口供之间以及佐证、口供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矛盾，以及矛盾如何排除才属合理；怎样根据逻辑和经验规则评判佐证是否与口供相契合；怎样综合全案证据得出被告人是否系犯罪人的结论。以上活动及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司法官员尤其是法官的法治意识、法律专业水平、证据学知识以及社会阅历、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鉴于此，要强化对司法官员的专业培训，确保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等环节依法进行，避免因为工作失误或差错，而使无罪的人受到追诉或被认定有罪，或者使有罪的人不受追诉或被无罪释放。
（四）完善配套制度
口供补强规则建立在口供真实、可靠之上，如果口供真实、可靠，另有充分的佐证，则可据此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是，如果口供系通过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仅靠口供补强规则，是难以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也不能保证不出冤错案件。因此，必须完善保证口供系自愿、合法取得的诉讼制度，这是口供补强规则得以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关键。
一是进一步完善讯问程序，实现口供取得正当化。包括：赋予被追诉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严格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禁止超规定时间讯问、法定地点以外讯问；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允许律师在场，见证讯问过程的正当性，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减少逮捕措施的适用，禁止超期羁押；将看守所从侦查机关中分离出来。
二是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保非法证据不被用作定案根据。明确排除非法口供的范围，包括：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严重违反讯问程序取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4]严格遵守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定程序，确保非法证据依法得到排除，不枉及无辜。[25]
三是确立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进一步实现证据收集规范化。包括：公安司法机关既要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又要收集其无罪、罪轻的证据；进一步完善相关证据收集程序，如明确辨认程序和辨认笔录的制作要求，规定指认程序和指认笔录的制作要求，减少证据因缺失证据能力而被排除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
【作者简介】
党建军，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杨立新，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法官。
【注释】由于口供补强规则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必须有其他证据佐证，才能认定其有罪，本文所指“口供”偏指有罪供述或者“自白”。
王兆鹏：《美国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页。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沉默权源于人的尊严”。参见田口守一：《
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转引自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页。
田宫裕：《被告人的地位及其口供》，载《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294页。
例如在美国，被告欲于审判中陈述，必须宣誓讲实话，不得为虚伪陈述，否则即受伪证之处罚。见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元照出版，第325页。倘被告于接受诘问时，已回答一部分问题，但对另一部分问题拒不回答时，法官或陪审团得因被告拒绝回答，而对被告作不利之推断。见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元照出版，第329页。当然，被告也会在被控犯罪与说谎被追究责任之间进行权衡，不排除被告冒被追究伪证罪之险而说谎。这也说明，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制度设置只能是价值权衡与取舍的结果。
例如在日本，依据补强法则，不问被告人是否在公审庭上自白，当该自白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时，，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要认定其有罪，在自白之外，还须有其他证据。《日本
刑事诉讼法》第
319条第1款规定：“出于强制、拷问或者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者拘禁后的自白，以及其他可以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都不能作为证据。”第2款规定：“不论是否被告人在公审庭上的自白，当该自白是对其本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时，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第3款规定：“前二款的自白，包括对起诉的犯罪自认有罪的情形。”参见《日本
刑事诉讼法》，宋英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73页。
又如《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22条：“……被告人庭前供述一致，庭审中翻供，但被告人不能合理说明翻供理由或者其辩解与全案证据相矛盾，而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可以采信被告人庭前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但庭审中供认的，且庭审中的供述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的，可以采信庭审中的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出现反复，庭审中不供认，且无其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能采信庭前供述。”
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
杨立新：《刑事诉讼平衡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I J．Stephen，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 442 n．1（1883），转引自王兆鹏：《刑事诉讼讲义》，元照出版，第323页。
范艳宁：《社会发展代价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6期。
罗元：《代价问题探索》，《思想战线》1988年第3期。
贺善侃：《社会发展代价的实质及支付原则》，《学术月刊》2000年第8期。
陈晏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孔圣根：《论历史进步的代价》，《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从逻辑上考察，枉与纵有四种关系，即不枉不纵、既枉又纵、宁枉勿纵、宁纵勿枉，但在现实生活中，较普遍存在的是宁枉勿纵、宁纵勿枉两种状态。
有一则法律笑话反映了现代证据制度可能带来的“代价”：在法院门口，律师问刚被宣布无罪释放的被告人：“请你最后向我说实话，你是否真的犯了罪？”被告人回答：“律师先生，当我在法庭上听到你为我做精彩的辩护时，我刚刚明白，我原来是清白的。”《法制资讯》，2011年第6期。
狭者认为，罪体涉及行为事实、结果事实即可；广者认为，罪体应涉及行为事实、结果事实和因果关系事实；更广者认为，罪体应涉及行为事实、结果事实、因果关系事实，还应包括同一性事实。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3页。
杨立新：《刑事诉讼平衡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关于口供涉及的主观要件事实是否需要佐证，研究者触及很少，笔者这里只想表达一个基本观点：从司法实践看，对于口供涉及的罪过事实，如是故意（包括希望和放任），还是过失（包括疏忽大意和过于自信），又如对特定对象是否“明知”，不应听信被告人一面之词，也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当有其他证据印证时，才可认定相应的罪过事实。另外，根据《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5条第2款，对“被告人的罪过”之事实的证明也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这说明，口供涉及的主观要件事实之补强的问题，今后在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化。
例如，《关于办理死刑案件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第20条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均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笔者认为，在法定地点以外进行讯问取得的口供，应予排除，以确保口供的自愿性。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审理、质证、排除程序，应严格遵守该规定，以确保非法口供被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