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反对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成为现代刑事诉讼基本制度和规则之后，刑事司法仍然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在确定口供具有合法性的前提下，如何判断口供的真实性。这里存在“两难”：一方面，口供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重要证据，只要内容真实，就具有很强的证明力，这是由于“犯人就自己直接所犯的罪行所作的交待，只要不是撒谎，就没有比这更确实的证据了”。[6]但另一方面，判断犯人“不是撒谎”，不啻证据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被追诉人交待口供的动机复杂、多样，内容或真或假，抑或真假参半，而外人难以窥测，除“兼听则明”之外别无良策，因而需要借助“外力”即佐证进行验证。
当然，对于口供的补强，因诉讼模式、诉讼观念上的差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着不同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形式真实发现原则，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且以制度保障之，同时尊重被追诉人对自身权利的处置，允许控辩双方进行辩诉交易。为保障法庭上自白的真实性，还规定被告人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将被追究伪证罪的刑事责任。[7]在这些制度的保障下，英美法系国家才明确法庭上的自白不需要补强，而法庭审判以外的自白，因有被警察强制、胁迫的危险，虚假的可能性非常大，故应当补强。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实行实质真实发现原则，不论是法庭上的自白还是庭审前的自白，均要求另有证据予以补强。[8]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有“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从反面强调了口供补强规则的基本要求。据此，在司法实践中，不仅要求审判前的口供需要补强，庭审中的口供也需要补强。[9]比较而言，现代法治国家的口供补强规则，虽然在口供的补强范围、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上要求不尽相同，但在强化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上的价值追求却是相通的。
（二）口供补强规则的价值分析
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曾经指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0]在以证据规则为客体的价值关系中，构建的证据规则应当既能满足发现事实真相的“求真”诉求，又能满足不冤枉无辜的“求善”需要。上述二者之间既有融合、重迭之处，又有冲突之处。正是因为价值之间有冲突，才需要在价值之间进行平衡。[11]从人类历史的发展看，证据规则的价值也会随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惟有那些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和公民需要的证据规则，才具有生命力，才是“善”的证据规则。笔者认为，口供补强规则正是一种“善”的证据规则，具有弱化口供地位、引导取证和抑制刑讯、不枉无辜两个方面的价值。
其一，弱化口供地位，引导取证。口供有无证明力，与其形成时的外部环境有很大关系，自愿的陈述与被逼的陈述不同，审判外的口供与审判中的口供也有不同。为避免虚假口供酿成误判，现代法治国家大都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将虚假可能性很大的非任意性自白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同时又设置了口供补强规则，从观念和制度上弱化了口供的证明力，另对佐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提出较高要求，从而引导侦查机关将取证重心放在佐证的收集上。因此，引导侦查人员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实现“以证印供，循证求真”，是口供补强规则的一个基本价值，这对于除“罪从供定，信供为真”之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