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佐证欲证明的程度，即佐证对案件事实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对此，理论上有“相对说”和“绝对说”之别，二者在佐证需要验证、印证的程度上要求宽严不一，因而“枉”与“纵”的概率也各异。“相对说”认为，口供与佐证“合二为一”地能够证明案件事实即可。一般而言，“相对说”多与“实质说”相通，不要求佐证能够单独证明案件事实。依此说设置口供补强规则，“纵”的概率较低，但因在佐证需证明的程度上要求不高，易致收集佐证不全面，例如只重视结果事实、因果关系事实，而忽略行为事实、同一性事实的审查判断，致使“枉”的概率提高。“绝对说”认为，佐证须能单独、充分地证明案件事实。一般而言，“绝对说”多与“罪体说”一致，要求佐证须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依此说设置口供补强规则，或致“纵”的概率较高，但因在佐证需要证明的程度上要求较高，会引导全面收集佐证，并重视行为事实、同一性事实的审查判断，致使“枉”的概率较低。
需要强调的是，从防止“枉”的角度看，“枉”与“纵”、“宽”与“严”是性质不同的两组关系。主体在决定是否设置口供补强规则时，考虑的主要是前一组关系，但无论如何，选择“宁枉勿纵”必然导致高“枉”的概率。在决定如何设置口供补强规则时，则需要考虑后一组关系，但实际的情况是，选择“宁纵勿枉”不一定就能避免“枉”的出现。由于对“宽”与“严”的把握不同，即使排除口供补强规则执行中发生的偏差，如果不采取最严格的“罪体说”和“绝对说”，也是难以避免“枉”发生的。当然，在实践中，无论是采取较宽泛的“实质说”和“相对说”，还是采取最严格的“罪体说”和“绝对说”，都需要对可能出现的不必要代价进行调控，排除口供补强规则制定和执行中发生的偏差，将“枉”的概率降至最低。
三、口供补强规则代价的调控
口供补强规则的代价，是一种概率或可能性，其成因有二：一是该规则自身性质所决定，此系必要的代价；二是该规则执行中有偏差，此系非必要的代价。另外，与该规则相配套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备对代价的形成也会有影响。但是，通过立法上合理设置、司法上正确执行规则和完善相配套制度等措施，可以将“纵”的概率降至可调控的范围之内。
（一）理性认识代价
从自身性质看，口供补强规则的内在要求是，只有口供而没有佐证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但是，在被宣告无罪者中，存在几种可能性：有的人是出于某种原因替人顶了罪，有的人是因被逼供、诱供做了虚假认罪，也有的人就是“实质犯罪人”等等。从实然角度看，究竟属于何种可能性是难以区分和辨别的，为了不冤枉其中的无辜者，只得容忍实质犯罪人逃离法网，而这一“纵”的可能性，是由口供补强规则自身性质所决定的，这一可能性或者代价，是必要的代价或者必然的代价。对此，必须有理性的认识，这是代价调控的心理基础。
所谓理性认识口供补强规则的代价，包含三项内容：一有容忍之心。有“纵”的可能性，为该规则之“失”，又难以避免，但却能换取大“得”，如保障取证程序合法有序，保障无辜者不受冤枉，维护国家公信力和形象。这里的以小“失”换大“得”，是现代法治国家证据制度的必然选择。二有容忍之度。有容忍之心，并不意味着对“失”漠然处之，而是采取必要措施努力将“失”调控在必要的限度之内，以期减少或降低非必要的代价或者或然代价。三有容忍之德。马克思说过：“既然人是从感性和感性世界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21]“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是人类在认识上的伟大飞跃，正是这样一种认识革命，才有了近代哲学上的主体与客体之分，人的价值才得以凸现。[22]包括证据制度在内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表明，从神示裁判到人的裁判，从法定证据到自由心证，从酷刑合法到废除酷刑，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罪从供定”到“以证印供”，是人类抛弃野蛮、愚昧而走向文明、理性的历史进程，也是诉讼秩序不断有序化、理性化的过程。口供补强规则，以承认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为前提，符合人类自然情感的需要，闪耀着理性主义的光辉，故应将该规则作为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善德”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