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抑制刑讯，不枉无辜。一旦证明力被弱化，口供就难以再成为认定有罪的唯一证据，这样，侦查机关就不得不将一心求得口供，改为下大气力收集佐证，尤其是收集实物证据。因为根据口供补强规则，口供是否与事实相符、有无证明力，主要是靠佐证来判断的。这就会抑制侦查人员刑讯逼取口供的内心冲动，从而避免或减少屈打成招者被误抓错判的可能。相反，如果允许罪从供定，则“与其于烈日下为证据疲于奔命，毋宁于树荫下撒红椒于嫌疑犯之双目”[12]的现象就会频现，无辜者被错判误杀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因此，抑制刑讯的冲动，避免枉及无辜，是口供补强规则的另一价值，而在这一点上，其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暗合，二者相得益彰。
二、口供补强规则的代价
代价与价值相伴而生。立法者在考虑设置口供补强规则时，不得不面对两难的选择：允许罪从供定，无需佐证补强，有利惩罚犯罪，但易枉及无辜；要求以证印供，则需佐证补强，有利保障人权，但或放纵“坏人”。这需要作出价值选择，但不论哪种选择，不可避免地都要付出代价。综观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现代刑事诉讼立法均以理性和人权保障为指导设置口供补强规则，但在口供需补强的要素、补强证据的范围、补强证据的证明程度等方面规定不同，因而带来的代价也不同。“不枉不纵”虽是最理想的诉讼目标，但从实然观之，难以兼得。这里着重分析口供补强规则的代价及其成因。
（一）代价与价值
代价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关于代价的概念，理论上有以下主要观点：一是“付出说”。例如，代价是主体为换取某种发展而做出的必要牺牲和应“投入”的必要成本。[13]二是“损失说”。例如，代价是人们为满足一定物质或精神的需要而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它体现着一种得失关系，是主体为得到一定利益而承受的某种损失。[14]三是“负面价值说”。例如，代价是指社会变迁中人们在追求、创造价值的同时所产生的与价值取向相悖的负面价值。[15]四是“付出和消极后果说”。例如，代价是指人类为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而付出和牺牲的一些价值，以及由此所承担的与价值取向相悖的消极后果。[16]以上观点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代价的属性，有可借鉴之处。
笔者认为，代价是指主体为实现新的价值目标，在价值实践活动中牺牲的利益以及由此承担的不利后果。代价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代价缘于新价值目标的设立。代价与价值的关系紧密，因主体确立新的价值目标而生，这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一时期，实行变革，就得舍弃旧目标、牺牲旧利益，这是实现新目标、换取新利益的必然代价。显然，如果主体没有实现新目标的念头或意愿，只是维持现状，也就无代价可言。在这种意义上，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通过社会变革，为实现新目标而付出代价，从而取得社会进步的历史。这也许是有人提出“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代价史”[17]的原因所在。
第二，代价产生于主体的价值实践之中。价值实践是主体设立和实现新价值目标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开始，即主体首先需要决定，是确立新的价值目标（包括什么样的目标），还是维系旧的价值目标，这需要主体对利益得失进行权衡，包括要付出什么代价、付出多大代价、付出代价能换取何种利益以及是否“值得”的分析。当然，这种分析不是一时的，而是伴随价值实践的全过程，以期降低或减少代价，换取更大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