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的的确认及优化
在司法实践中，对解释方法和准则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原因在于，这些方法和准则服务于不同的功能，适用于所解释法律的不同语境。假如我们运用其他法律方法确定法律的目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的解释方法可以为文本含义确定方向。美国学者詹姆斯·安修在讲解美国宪法的解释指南时说道：“当作字面解释导致有悖于制宪者意图或难以接受的结果时，不应对宪法文字和短语作字面解释。制宪者的意图优于宪法文字的字面含义是‘一项公认的解释规则’”。{23}（P10）另外，“解释原则可以用来引导法官读者解读文本，以便帮助他们辩明文本在特定案件的含义，这是解释原则最无可争议的功能”。{24}（P210）目的有时可以通过法律条文的文字表述来发现，这种目的可以充当解释指示。解释原则和方法有时也在制定法明确规定，这一方法被概括为“考虑条文目的来解释”的原则。美国大法官马歇尔说：“因语言之缺陷导致既定权力的范围存有疑义时，公认的规则是考虑条文的目的，尤其当那些目的已明文规定在宪法中时，必定会对解释产生极大影响。”{24}（P17）斯托里法官也认为，在解释法律条文时，“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结合字义来实现它的目的……法官无权违背明确的目的来解释宪法条文”。{24}（P17—18）但对条文目的进行解释时，必须牢记法律的总目的，法官在选择各种目的和意图时，不能违背法律和宪法的精神[1]。如我国《保险法》第30条规定，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应有利投保人，在行政法领域，应以限制管理机构的裁量权来解释制定法。这些都体现了某一法律在总的方面的目的。
历史目的与现实目的。前述解释原则实际上是把解释者拉回到了文本和历史中，都在相当程度上忽略当下的存在。因为，法官所遇到的需要解释的问题常常是法律的制定者无法预料的，所以，在各种资料中找出的立法意图虽然有价值，但却不足以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法官也许不得不考虑这样的法哲学问题，若干年前的法律应不应该约束今天人的行为？“岁月的推移，孕育了新的环境和目标。因此，一项有生命力的原则须有适用于超越其初生之源的能力。……它们关心未来，面向不可预见的各类事件的善恶趋势”。{24}（P74）在法律解释中更应该尊重今天的关于法律的远大目标，尤其是和当下目的一致的目标。但是，当历史上目的与今天社会发展的趋势不一致时，现实优于历史[2]。
实质性目的和形式性目的。解释方法和原则“可以服务完全脱离制定法含义，解释指示或法律制度程序的各种实质目的，这些功能通常是最明显的而且是最具有争议的。实质性解释原则可以反映出司法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会引起反对意见，但这些原则可能是来源于宪法的精神或很容易成立的法的精神的结果”。{7}（P216）如对疑难案件的解释，不仅应考察直观的形式目的，而且应研究形式目的背后的实质目的。在解释结果中不应出现荒谬或者不合理的结果。关于解释的实质目的提醒我们，应认识到解释方法、原则和功能与环境关系的多样性。这会提高解释者理解法律与事实的能力，可以帮助法官在遇到具体疑难案件时积极寻求优化的目的或目标。实质性目的实际是超越法律形式的符合法律价值要求的目的。但仅此还不够，法律解释方法还应提供最优选择的理论指导。
衡量各种目的的优化方法或原则，大体上可以包括：1.宪法至上，即宪法所确立的目的在法律解释中应被放置到突出位置，解释法律应避免使宪法条款无效（或失效），应尊重权威专业机构的意见来达到维护法治的目的。2.不能在法律解释时出现与法律条款相反的意义，解释出来的意义，起码是法律文义之可能范围之内的意义，不允许绝对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3.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4.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护利益最大化原则，但也注意保护非市场价值。5.消除制定法的缺陷，促进管理一致性和连续性，考虑整体效果从而达到避免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6.总体平衡与相称性原则。这些原则可以帮助法官在目的选择中进行判断。{7}（P227—260）7.在法律存在“过时”的情况时，法官应尽量调和法律与情势的关系，以使法律与当前环境相一致。8.当上述原则和方法相互冲突时，可以适用和谐性和优先性原则，这就是说对法律解释的原则和方法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解释是一种实践理性活动，“在其中法律文本、立法记录以及目的等等与对法律文化的认识背景是相互作用的”。{7}（P266）优先性原则就是创立一个原则来为解释方法和原则排等级，以此来获得更精确的认识。“在这个等级体系中，赞成政治上负责的或可说明的行为人做出决定以及政治上应慎重考虑的设想占据最高位置。政治上负责的原则在《宪法》的第1条存在明显的基础。”{7}（P266）而“不具有宪法身份的解释原则，应属于最低阶层”。{7}（P267）和谐性原则的主要功能在于缩小各原则与方法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