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治型法中，“法律秩序成了控制压制的一种方法”，合法性被当成行为的最高美德，法律所规定的目的就是法律的目的，不允许在法律之外寻求目的，也就是说对法律的服从就是目的。可以说，目的在自治型法中受到了规则和程序的扼制。诺内特认为，与自治型法相适应的严格法治原则，加剧了法律本身所固有的开放性和法官等忠于法律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法律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5}（P84）因为要求法官绝对地忠于法律，就会使他们丧失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严格对法律负责也会助长或孕育了形式主义和退却主义，它使机构变得僵硬，无法应付新的突发事件。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关系，就需要回应型法，即在自治型法的基础上“采取这样一种姿态，一个机构需要目的的指导。目的为批判既定的做法设立了标准，从而也就开辟了变化的途径。同时，如果认真对待目的，它们就能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减轻屈服的危险”。{5}（P85—86）
由于在回应法中引入了目的论，因而才能克服法律的封闭性，使其面对未来开放，才能使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结合起来。回应型法是在呼唤一种更有目的、更开放的法律秩序。“从自治转向回应的关键一步，就是法律目标的普遍化”，“因此，回应型法的一个独特特征是探求规则和政策内含的价值”。{5}（P87）对法律中的目的的关注根源于自治型法的发展。“恰恰在一种以规则为中心的法律秩序中，为了减少对条文解释的恣意，或者制止官员越权行事——即超出授权范围行事，推论必须经常要求离开规则而求助于目的”。{5}（P89）“目的论的基本预设是，在可供选择的解释方案中，有一种能更好地服务于制定法的最终目的。因此，目的论点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把立法者视为一种意图通过恰当的手段实现目的的工具主义团体。”{6}（P117）在富勒强调目的在法律事业中的中心地位时，或者在德沃金和休斯把原则和政策看作是法律推理的根据时，他们表达了现代人对一种能够有效应变的法律秩序的向往。
把目的论引进法律，可能会带来利与弊两个方面：从有利的方面看，利用目的解释法律，可能会提高法律推理的合理性，使得传统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区分更加困难；“有目的的法律思维限制了官员退隐于规则之后和逃避责任的倾向，”{5}（P92—93）从某种程度上说，目的性便利于详尽阐述法律的任务。所以，澳大利亚《法律解释法》第15条规定：“在对某部法律的某条文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一个能有助实现法律之内在目的、目标（无论此种目的、目标是否在该条文中明确说明了）的解释，应优先于那些不利于促进法律目的实现的解释。”{7}（P258）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许多人认识到，法律要达到的目的比语法规则更为重要。但目的解释所拥有的这些优点，都是以牺牲规则的权威性和意义的固定性为代价的。所以，对目的的肯定需要法律权威与政治意志的结合。回应型法还在克服共同体道德的地方观念，鼓励对公共秩序的危机采取一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一体化的态度促进了文明。从有弊的方面看，目的解释放松了对法律服从的要求，因而在加大目的在法律推理中作用的同时，却扩大了自由裁量权，因为目的是有多种的，目的论冲突也加大了法官等人的选择权；虽然目的解释使法律解释具有更宽广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有助于克服法律的僵化性，但同时也使规则意义上的法治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因为“目的权威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取代规则的权威，有待于认真的探究”。{5}（P92）“法官如果对制定法目的或各种实体价值采取任意的态度，无限制地依靠司法直觉和司法能动主义，就会在法律解释适用中陷入对目的——评价解释论点的误用，这也必然严重破坏法治。”{6}（P196）况且，目的本身也是需要研究的。
（二）为什么需要目的解释
针对传统的三段论司法推理模式，唐志容说：“如果正义是来自立法的规定，那么司法本身就成了一个与正义无缘的领域，因而如果将司法三段论贯彻到底，那就不需要法官本身的证明，而只需要一个懂逻辑的技术专家，并不需要有多高深的法理素养，司法工作只是一项逻辑工程，而不是一种匡扶正义的技艺。”{8}（P3）法律是人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思想或意志，但是，1.人的思想并不一定都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还可能有许多不能用文字表达的思想。2.文字表达出来的意志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思想。所以，文字本身的含义或目的就可能与理解者所理解的目的不一致。这就造成了法律的文义与理解者所阐释的目的不一致的情况。虽然这种不一致并不是绝对的，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文本所载目的与理解者的目的也可能是一致的，但我们所探讨的恰恰是二者的冲突。理解者（或者说法官）的目的在不同的时期是多种多样的，但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却不是任意确定的目的，它应当是法律价值（正义等）支配下的目的，而不能是任意的目的。可以说，正是正义需要目的的解释，正是正义需要我们在特殊情况下克服形式法学的僵化性。如果没有人们对正义的需求，我们就不需要对形式法学的机械性进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