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定法不完备作为支持法院造法的主要理由
19世纪晚期以来，理论上支持法院造法的理由。大多集中到一点上：制定法（即使法典）不完备。惹尼、赫克、自由法运动的学说，都强调这一点。惹尼认为，“人类创造之实证私法，难期尽善尽美，必然有许多法律漏洞。” 赫克“认识到了德国民法典生效之后的‘法律漏洞’问题”。 自由法运动的重要学者“坎托罗维奇认为，人们可以放心地强调，‘……漏洞并不比规定少’”。 这一点也是今天支持法院造法的学说，几乎无不提及的理由，甚或作为重要乃至充分的理由。“在法律存有漏洞的情况下，法官被迫必须依据超出该法律的标准作出判决。” 由此发展出来的教条是：“禁止拒绝裁判” 或“禁止拒绝权利” 。
另一方面，支持法院造法的学说大多将禁止法院造法的学说的理由预设为：制定法（尤其法典）完备，拉德布鲁赫的陈述反映了这种观点：“法律的制作者已对所有可假设的事实作了清楚的、无争议的考虑，法官只需适用法律，便可以对任何可设想的事实作出清楚的、无可争议的判决——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律制作人确实相信这一点。” 确乎，制定法（尤其法典）完备这一判断，在理论上，曾经是18、19世纪理性法的确信。理性法“认为可以一次发现足以判别所有法规范内容正确与否的标准。” “历史性的自然法能够创设具体正确的法规范一直到细节的部分。” “正是因为理性法相信，它可以在现存历史时空里寻获绝对正确的法规范，才使立法者敢于主张：他能够一次把所有可能的关系规定净尽。” 如果制定法（例如法典）是完备的，那么法院造法就是不必要的。因此，“这种确信的另一面是：对于司法裁判、法学之创意作用的压抑。” 虽然，《普鲁士一般邦法典》、《法国民法典》等自然法法典在精神上是“理性法与启蒙运动的结盟”促成。但是，实务中的立法者未必如史家描述的那样象哲学家一样自信。《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波塔利斯就认为法典的细节有缺漏，他说：“民众的法典应时而生，但确切地说，人们尚没有将其完成。” 法律在禁止法院造法的同时，要求法院将疑难问题提交“法律委员会”，或要求法院发现有必要制定新法时，提交“立法机构”，都反映了立法者对制定法即便法典的完备程度还是有审慎的保留。“拿破仑自己曾说过，三十年之后他的那些法典需要重新制定。” 也明白法典不能一劳永逸地以不变应万变。同样属于自然法法典的《奥地利民法典》则坦承可能存在法律漏洞。
（二）“制定法完备”仅是一个拟制
注释学派、法律实证主义主张制定法（尤其法典）完备，实际上只是一个预设，只是一个拟制，而不是经验的事实判断。当人们将之作为一个经验的事实判断加以批判，它必然不攻自破。将支持法院造法的理由简单归结于制定法（即便法典）不完备，也无法解释为何在刑法领域，禁止法院造法仍然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支撑而得到坚持。因为，刑法典等刑法制定法不完备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