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在19世纪早期，法国法院在判决中造法就存在着。 今天被法律史家视为法院造法的典型者，出现在19世纪末。其内容是侵权责任的严格责任原则的形成。 20世纪以来，并不缺乏法院造法的例子。 但是，“大多数法国法官极力否认？法官制定法——引者加？这样分析的正确性。依他们的观点，他们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从立法者发布的文字中提取出其真意而已；他们的判决是基于制定法，无可辩驳的是，如果他们不援引第1384条支持其判决，只是托称适用先例，最高法院便会撤销其判决。” 1904年，法国最高法院院长巴洛？博普雷也曾竖起“解释”法律的大旗，为实际的法院造法加以掩护。 “在刑法领域，不同于民法范畴的是，法院判例原则上不具有‘创设法律’的作用。” 罪刑法定原则、禁止法院造法至今得到坚持。1896年公布的《德国民法典》虽然呼应实证主义的理想，“意欲对素材作终局穷尽的描述”，但是，规定了概括条款， 已经为法院造法留下了一扇可以推开的窗户。1900年《德国民法典》施行以来，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院造法就没有停止过。 “帝国法院原则上严守法律忠诚的要求（因此经常被迫要迂回绕道、借助辅助性说明建构以及，隐蔽地运用利益法学），相对于此，联邦最高法院则明白、充满自我意识地承认，法官被赋予，依当下西德社会的社会需求与伦理判断，来续造成文法秩序的任务。” 在并不光彩的纳粹时期，德国法院对制定法作出的“转义解释”， 也是法院造法；在刑法领域也准许类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将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在基本法里”。 在刑法领域，法院造法又被禁止。

　　需特别提及的是行政法领域。“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法国国家参事院确立了一套行政法的规则体系，其主体是法官创设的判例法规则而非立法机关通过的制定法。” “判例在如今行政法律渊源中仍然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德国也有专门的行政法院。“行政法院的裁判具有法律效力。”

　　在学说上，法国惹尼在19世纪晚期提出法官可在制定法以外通过“科学性的自由探究”寻找法律规范。 同期，德国赫克认为“‘法官造法的权力’这个说法”“是允许并值得推荐的”。 20世纪初，发生范围更广的欧洲自由法运动，“指法官在法律不明显或有漏洞时有自由的法律创造之权力”。

　　总结上文，在近代以来欧洲大陆法律实践演变过程中，在民法领域，出现了一个从禁止法院造法到允许法院造法的过程；在刑法领域，禁止法院造法基本上一直以来得到坚持；在行政法领域，法院造法从未被禁止。

　　二、制定法不完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