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有学者，以从欧陆法学出发、超越欧陆法学，来自我期许。作为其构思原创性的来源之一，即为台湾社会的法律经验。例如，留学日本的邱联恭教授，欲针对台湾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上的弊端，透过对于继受自德日的民事诉讼法学说的批判，重新界定台湾法上各种诉讼审理原则的内涵；就像台湾新民事诉讼法有关判决基础事实之提出、搜集系由法院协同当事人为之的规定，已跟向来沿用日本通说而认为提出或搜集应属当事人权能及责任的「辩论主义」的意涵有所不同。[39]这是以「为在地社会重新打造」的想法，实践在地化。
（三）美国法制及美英两国法学的输入
美国法的输入战后台湾，一开始并非经由法学者，而是缘自台美在政经上的结盟关系。按台湾政府于接受美国经济援助期间（1951-1965），在美援机构的推动下，于1963年公布、来年施行动产担保交易法，引进美国法上的动产担保制度（此不存在于德国法）。[40]1962年开始草拟、1968年公布的证券交易法，也在美籍顾问的参与下，承袭美国的证券管理法律。[41]按台湾社会之前所接触的近代西方法制，几乎都局限于欧陆法，自此始与英美法相遇。不过，在美援结束后，即不见如此以移植整个法典的方式输入美国法，个别条文修改时也很少参考美国法，盖1960年代后期、1970年代起，也刚好是前述留学德日的新锐法学者们，开始发挥影响力的时候。直到1985年，才因仿冒问题，而在作为最重要经济盟友美国的贸易报复威胁下，台湾著作权法在个别的条文上，接受了原为欧陆法所不采的美国法上惩罚性损害赔偿观念。[42]接着，台湾的商标法也随进。
但是，从1980年后期、1990年代前期开始，留学美国或英国的法学者已有相当的人数。当中有许多人，跟前述留学欧日的法学者的态度一样，扮演起输入美英两国法学及其法制的「传教士」角色。当然也有不少，基于在美英两国接受法学训练的经验，而特别注意法律的历史性或政策导向，并不一味地认为凡属美国法制就足以救台湾社会之弊，或兴台湾社会之利。惟无论何者，皆使美英，特别是美国法学理论或法制，在台湾得到更多曝光的机会，更常被引用来思考台湾在地的问题。另一方面，台湾的学子继续前往德、日、法等国学习其最新近的学说理论，且更能批判性思考欧陆或日本学界的见解，对于台湾的法制及法社会是否合用？这么一来，美、德、日、英、法等各国法学理论，都在台湾法学界找得到「代言人」，但也都必须以适合于台湾社会之需，作为引进其学说或法制的合理性基础。各国法学及其法制，就在此情况下被在地化了，造就当今多元的台湾法学界。在地的权力竞逐，恐怕才是某国法制被采用的主因。[43]
不过美国在台湾一般人心中的「先进」形象，以及留美、知美的知识界菁英不少，使得台湾在民意澎湃的1990年代，经常主动地希望引进美国法。1998年公布的家庭暴力防制法，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法的主要催生者即是前往美国观摩相关法制，且引进了当时为本国法院所无的美国法上「保护令」（injunction）制度。[44]当然，这个法律还是要在台湾社会里执行，其将如何进一步在地化，值得关注。
五、面对外来性、做在地人的选择
（一）外来性是价值中立的字眼
指出一项法律观念或法制等具有「外来性」，只是为了呈现其原为本地所无之事实，那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由近代西方传来的两性平等观法制，跟台湾固有的男尊女卑或女尊男卑观法制相比，哪一个较好呢？将欧陆式民法的抵押权制度，透过对华人固有胎借习惯「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夹带日本特有的最高限额抵押，而成为台湾人民不动产交易上常用的法律上设计，有何不妥？外来的欧陆及美英法学及其法制，亦使得台湾法学的内涵更加丰富。外来法的多源，事实上已造就多元的台湾法。
厘清有无「外来性」的意义有二。其一是，既然有外来性，就不应无批判地照单全收，而应思考为因应在地的条件及需求，有无做调整的必要。其二是，既然原本不存在，若出于需要而期待本地也能够拥有，那么即须虚心受教、认真地学。就像自知不懂某外语，才会努力学习该外语，使之成为自己能运用的语言。刻意将固有之性质不同的法制，解释为等同于新的外来法制，只会阻断真正认识及学会这项新制的机会。即使拟「旧瓶装新酒」，也应坦承这是「新酒」。
（二）勿陷入文化上的自我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