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沃伦法院积极介入政治，依据抽象的宪法条款和一般的宪法原则，频频判决侵害民权的法律违宪，被认为是能动司法的典型。沃伦法院在实践上起到了保障民权的作用，在理论上，其能动主义法理学却遭到了广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沃伦法院没有遵循文义解释的方法，没有遵循制宪者的意图，即便其出发点是好的，却也逾越了司法审查权的范围，成了超级立法者，从而背离了美国的民主体制。正是在诸多质疑声中，比克尔将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明确提了出来，并积极寻求理论上的解决。伊利不满于比克尔的司法审查方法，认为他的方法属于价值导向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无从解决价值的来源或标准问题，从而不能有效回应“大法官们将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他人”或不民主的质疑之声。伊利带着比克尔的问题意识，做出了自己的一番探寻，提出了程序导向的司法审查方法，形成了一个“参与导向的、强化代议制的”司法审查理论。基于这个理论，一方面解决了沃伦法院时期诸多能动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司法审查权界定了适当的范围，为司法审查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在第一章，伊利首先勾勒了对立的两种宪法解释理论：“解释主义”和“非解释主义”，“前者主张，法官们在裁决宪法争议时，应该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严格限定在适用和执行成文宪法所明文规定或明确隐含的规范上，与此相反，后者主张，法院不应拘泥于宪法文本，而应该适用和执行那些单从宪法文本中找是不可能被发现的规范。”[11]伊利认为，解释主义较之于非解释主义，更具有魅力。一则是因为，“解释主义”比较符合我们关于“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如何运作”的一般观念。“在解释法条的时候，为了判断某个私人行为，是否为法律所允许，或者是否与法律相抵触（这和宪法审查的情形更为接近），法院显然会把自己的角色限定在，探寻和确定法律条文所明示或隐含的规范性目的和禁止性命令上面。”[12]“如果实施宪法是你的工作，那么你所实施的就只能是宪法，而不能是当时出现在你头脑中的一个善良理念，无论它多么契合你的心意。”[13]

　　二则是因为，“非解释主义”难以有效回应不民主的质疑。在一个民主的共和国里，为什么应该由非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来实施“不成文宪法”，这样的安排会不会具有太多的英雄主义色彩？相比之下，“解释主义”似乎更能解决宪法解释的难题。“非解释主义者是让无需承担政治责任的法官们，去选择和界定超越于多数统治之上的价值；而解释主义者仅仅是从我们的联邦宪法中提取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宪法本身曾提交给人民批准，人民也确实予以批准了，所以解释主义者所提取的价值最终是来源于人民的。因此，法官们并没有制约人民，制约人民的是宪法，这意味着，最终是人民自己在制约自己。”[14]

　　尽管如此，伊利认为解释主义的论辩，很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伊利从解释主义中，剥离出一种盛行的解释主义理论，即狭义的解释主义或“拘泥于条文”的解释主义，在第二章中，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这种解释主义认为：宪法上的各种条文，近似于自足的实体，其解释光靠语言文字，同时辅之以制宪史就行，无需在这些条文之外向其填充内容。[15]然而，在“解释主义者的圣经”，即宪法文本中，有一些开放性的条款，其具体内涵，单从文字语言和历史上制宪者意图的角度去探寻，是无法得出答案的。比如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特权或豁免权和平等保护条款，以及第九条宪法修正案的“未列举权利”条款，这些条款邀请解释者越出条文的框框之外。这些条文是用开放性的术语写成的，其本身承认成长与发展的可能性。[16]

　　在伊利看来，可将其立场归于广义的解释主义，[17]持此立场者认为：“宪法上的很多条文，光靠语言文字和有关制宪史，是很难理解其内涵的，实际上，其中有些条文一看便知需要透过条文之外的渊源来填补其内涵；但是他们仍坚持主张，补充条文内涵时所依赖的理论，应该源自于整个宪法文本的总体精神，而不应该源自于宪法框架之外的某种渊源。”[18]非解释主义者也认为，对宪法中开放性条文的内涵，最高法院应该予以填充，在这一点上，与伊利的立场一致，但非解释主义者填充开放性条文的方法是：“探寻真正重要的或基本的价值，并且强制政治部门接受这些价值。”[19]伊利认为，这种价值导向的方法论，把价值选择的最终决定权交给了非经选举产生的法官，并没有解决反多数难题。在第三章中，伊利检视了这类非解释主义理论，对各种各样用以确定基本价值的方法，以及用来填充开放性条文的各种价值来源，一一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它们包括：“法官自身的价值观”、“自然法”、“中立原则”、“理性”、“传统”、“共识”、“预测进步”。在伊利看来，这些所谓的“根本原则”或价值标准，要么是空洞的，要么是不民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