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经济法治
曾几何时，以“后”字形容的“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后文明”、“后传统社会”等概念被造出来，[21]尽管其理论解释力有待确证，但毕竟代表着人类对社会可能秩序的智识探索，一些探索后来变成现实，很多批判性的探索也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秩序的理解。由世界范围观之，经济危机与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是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化的结果，并与“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性的民主主义相悖。[33]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法律制度已经走到尽头，社会应当以公共福利为导向，而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富裕、自由、平等，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内在矛盾，未来社会建构的出路在于公共领域的协商与沟通行动。[34]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工业社会一后工业社会、现代一后现代等概念确能帮助解释中国多元和共时的社会秩序，丰富社会主义经济法治的分析范式。[35]我国东部的大都市已经展现出国际前沿的经济及科技景象，而大部分农村地区仍然生产力落后、文化贫瘠；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方兴未艾，而有的行业还没有实现工业化；既需要维持社会经济一定速度的稳步增长，又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向高档次转变；既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发展带来的环境代价，也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和谐；既需要政府减少乃至放弃对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配置的不必要干预，又需要政府对社会经济的主导和优化规制、治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治面临的社会现实既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而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致力于实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 。[36]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就是缩小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识字率、公共产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如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设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后者包括观念、集体习性和行为方式等。
为此，需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即一种以政府和公有制主导的市场经济，当然还必需也不得不融入中国传统造就的国情。面临西方强权和工业文明，中国传统的经济及社会结构“如卵击石”，顷刻瓦解，何止民不聊生。这种社会条件，不可能自动生长出现代产业及工商文明来，听凭经济社会自发发展的话，必将是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自取灭亡。因此，清末以后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仁人志士们形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须实行三民主义，而“民生主义者，即社会主义也。”[37]这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国家建设、发展的基本方针或国策。及至如台湾媒体的解读，“中共继续了国民党未完成之理想，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的改造”。[38]这个历史脉络，就是从洋务运动至今的现代化事业，国家以其有限的财力和组织力，不断汇聚精英、网罗人才和追随者，发展现代产业、事业，将现代化的元素逐渐扩展、累积于神州各地方、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一项伟业。[39]更何况改革开放，其巨大成就的背后，根本原因当然是中央政府主导和“县域”政府竞争，以及政府主导下引进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一个后发的国家，市场不成熟，也根本等不及在市场自然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现其不足并加以弥补。
因而，中国的经济需要维持相当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合作制。比如石油业，如果不是倾举国之力发现并开发出大庆油田，而今不是让国企带头到世界各地想方设法找油找矿，中国难道不要被西方卡着脖子透不过气来吗？中国的石油蕴藏并不丰富，可是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戏剧般地超过了美国，迄今尚未出现油气普遍短缺现象，可以说政府的石油政策、石油业的国有制主导、对石油业的价格及相关调控监管是成功的。还有中国人的民族性，长期的宗法暨专制统治下个体人格及建立于其上的团队精神的缺失，经常遭遇外来残暴入侵形成的逃难和“保命”哲学，“各人自扫门前雪”，指望中国的私人企业像美国、日本的私人石油业那样以国家利益为重，是不可想象的。看看那些中国的国有电信企业，总是对政府的“实名制”要求阳奉阴违，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还不如美、日的私营企业。中国人可谓是“无组织则无纪律、有组织也未必有纪律、有组织才可能有纪律”，这就要求政府积极兴办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进行政府投融资及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公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