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于发展进步的焦躁情绪割裂了法条与现实的联系，失去了等待法治如何形成的耐心，夸大了立法或文本上的制度之于社会的改造能力，甚或片面地批判“人治”，忽视中国社会传统的自我修补机制。诚然毛泽东曾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21]颇有些“质胜文则野”，字面上多少有些不符合学究的婉约文风，但细察之，个中也不乏制度创新的政治智慧。如波斯纳所言，制度的创造者一定得是一个政治冒险家，他的任务并非按部就班依法办事……而是带来使后人可能从事“常规科学”的“范式转换”。[22]新中国成立以后，首要任务是新生政权的安全和国家改造、建设问题，对“法治”是什么尚未及探索并将其搞清楚，法治总要有法条吧，而法条实际上要“靠人”来立和行。在1954年宪法的讨论过程中，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协商，基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但对具体制度和做法如何仍然缺乏经验。如果在这个时候，推行律条之治，推崇法条（法律形式），而对法的缘由和运行机制不甚了了，忽略法律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实际上是很不合时宜的。分析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其实不难发现，法律（法条）与法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甚或法律（法条）越多则法治越远，此谓“法令滋彰，盗贼多有”。[23]
法固然是由国家政权力所保障实现的行为规范，但国家和法根源于社会，法在与道德、社会、国家的互动中存续，是一种动态的力量。法律规则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力量，也称法律渊源（sourceof law），包括六个方面：习惯（usage）、信仰（religion）、道德和哲学观念（moral and philosophicalideas）、裁判（adjudication）、科学讨论（scientific discussion）、立法或法律法规（legislation） 。[24]按此观点，法条只是法的元素之一，这有助于理解“法制”和“法治”。法条是立法者人为制订的规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其是否吻合于客观规律和实际的情况、需要，其对错、好坏，要由实践来检验，从而不断去芜存菁、新陈代谢。法条的制订和实现离不开与其他法的元素互动，并构成国家和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我国长期以来所理解的“法制”或“法治”仅停留于法条的形式层面，忽视了法条、法律渊源或元素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互动并作用于社会现实。与此同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各个层面，政经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均衡的，由此进一步加大了法律制订和实施的难度。中国社会变迁的共时性特征，使得只有宪法和各部门法、各种法的形成和实现机制的有机结合，综合作用，方能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经济法治。在法律文本客观存在哈特不完备空缺结构（open texture）的前提下，剩余立法权与剩余执法权成为法律实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政府主导及其经济政策对法律文本进行填补，也是中国经济法治实践的必然选择。[25]如果可以将法的形成和实现过程中各种主体的能动作用视作“人治”的话，则“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法治的各环节、各层面都需要人的能动参与；但又不能由个别人尤其是有权势的人对法任意立改废及解释，强制推行超越或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法律条文，不顾相关利害方的感受和利益机械地适用法条包括错法，放任执法和选择性执法，等等。否则就无异于真正的人治或专制统治了。[26]所以，直至今天，许多法学家和立法者的法治观，实际上远未超越1958年的毛泽东。
现代工商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社会，由此带来了整体社会生活的公共化。现代工商社会的政府也不同于西方曾经的守夜人政府，而是普遍参与到生产流通等经济诸环节，使得公共管理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各个层面。[27]
现代法治和经济法治离不开市场。市场是无数经济个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收集、加工分散的信息并做出有个体目的的行动决策的动态过程。市场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为了解决市场所不及、不能和不足，公共管理机构和企业家一道成为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28]市场经济，特别是凯恩斯之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并不追求事前具体地界定权利义务关系和等到事后再追责，转而通过概括授权、过程控制和问责，依赖企业家精神、公共管理机构的专业能力和道德信誉实现公共善治（good governance）。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摸着石头过河”，调动各方积极性，努力谋发展、求和谐，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可谓不谋而合。现代社会的经济法治一般通过主体或角色、权力或权利、义务或职责、责任或后果及其各种不同的组合形成法律关系，[29]通过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激励、约束或协调，以调整社会关系。市场中不确定的信息和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使得不可能事先作出清晰的权利（力）义务安排，于是对高管人员包括党政公共管理者概括授权，依赖并且保护其专业判断能力、自由裁量权和职业道德成为必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则是强调治理机制[30]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历来缺乏自治、合作传统的中国人，更多地需通过组成政府，利用组织网络化的政治权威、专业技能和信息优势，向厂商（社会）个体提供监督（supervise）、指导（direct）和解释说明（explain），提高组织成员的市场生存力和竞争力。政府督导并不替代厂商（社会）个体的决策，政府督导本身也未必参与厂商（社会）个体的具体行为，蕴含其中的仍然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价值规律和社会的民主合作。[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