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上诉审“的经济学分析。这些研究表明，现代上诉审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司法的效率原则，因而具有可证成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审级中的”程序性“缺失和自行”审转“的存在，都似乎有悖于审级制度的效率追求。当然，这仅仅是似乎。面对一种在历史上长期存续的制度，我们应当尽可能地追求”同情的理解“，审慎地考察它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与合理性。因此，有必要从既有的理论出发，对于帝制中国的司法复审作出新的理论解说。
三、”上控“与政治治理
首先讨论”上控“。传统审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上控“的”程序性“缺失，不仅缺乏审级的限制，而且即便是对于”越诉“的控制，在实践中也往往是”模糊“的。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将其简单地归因为传统法律的”简陋“，或是统治者的”恣意“和”专断“。但这只是概念化的解说，在我看来，这可能更多地源自古典的”上控“与现代的”上诉审“在制度目标与功能上的差异。
上诉审的基本功能是”纠错“与”规则治理“，这在古典”上控“中也有所体现。”刑名违错“的纠正或是”冤抑“的平反，甚至于律例解释与适用的”齐一“，都可能是统治者的制度初衷。但”上控“的功能又不仅限于此。实际上，只要我们深入到帝制中国的政治架构与核心关注之中，就不难发现，整个”上控“制度最初的逻辑起点，并非只是”纠错“或”规则治理“，而更多地旨在实现对于地方吏治民情的监督与控制，以确保社会治理的有序。他们追求的同样是”治理“的功能，只不过与侧重法律统一与创制的”规则治理“不同，传统”上控“更多地是通过等级化的政治控制而实现的。因此，我们或可以将之称为一种”政治治理“或”行政化治理“。
这一机制源自帝制中国的基本政治架构。严格说来，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并非不存在分权，至少在中央以至省级机关，已经出现了行政与司法的分开。[25]但考虑到数量上占大多数的州县衙门，以及行政长官对于司法的影响，我们依然认为中国古典司法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行政与司法合一“；[26]又由于在州县衙门的职权中，以司法和征税为主，因此，甚至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司法兼理行政“。[27]但无论如何，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作为地方司法机关的州县衙门，其基本的职能更多地是为了实现中央政权对于地方的控制与治理，而决不只是单纯地依据法律做出判断。
不仅是州县官，整个等级制的官僚体系也都服务于这一目标。正如瞿同祖指出的，清代的政治架构，只有州县官才是真正的行”政“之官，即负责实际事务的”治事之官“；而他们的上级，无论是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还是巡抚或总督，都不过是监督官，即负责监督官员的”治官之官“。[28]整个行政等级的目标都旨在实现对于最底层的州县官的监控；而与之相应的，作为附着于行政科层的中国古典司法审级，其最重要的职责也就不仅是为了”纠正错判“，或是”统一规则“，而更主要地是为了实现对于州县官的监督和地方秩序的稳定，是对于地方的”政治治理“的延伸与扩展。[29]
基于这一目标，诉讼人的”上控“也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尽管”上控“本身只关乎具体的个人与事件，但同时也蕴藏了有关底层社会的丰富信息；尤其是考虑到”上控“总是来自于地方官员的”审断不公“与”徇私枉法“，又往往包含了官员是否”清慎“的吏治信息。因此，对于底层民众的”上控“，尤其是”京控“，统治者无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以期维系帝国治理的”下情上达“，这从历代帝王近乎”苦口婆心“的言辞表达中亦不难看出。比如，清代嘉庆帝就曾在上谕中多次指出，”朕勤求治理明目达聪，令都察院、步军统领等衙门接到呈词即行奏明申理，以期民隐上通，不使案情稍有屈抑“。[30]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上控“所提供的社会信息，就好比地方社会状况的一个”生理切片“，较之其他的信息机制，可能更”真实“地反映有关地方治理的”不良“信息。[31]
这里，我们也就发现，传统的”上控“同样构成了特定的信息机制。只不过，与”上诉“的信息传递集中于案件的本身不同，”上控“机制的目标，更多是为了传递有关地方社会的综合”治理“信息。但两者的本质，都在于将发现信息的成本部分地转移给案件当事人，或者说是由当事人与法院共同分摊信息成本。[32]又由于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与当地社会状况所具有的信息优势，这样一种成本分担也是有效率的；尤其是考虑到帝制中国的信息传递成本的高昂，以及中央政府财政能力与技术手段的欠缺，这一机制无疑具有语境化的合理性。
从”政治治理“的视角切人，我们也重新理解了”上控“的程序性缺失。现代”上诉审“之所以设置终审审级，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反复多次的复审在事实查清上的低效率。但经济学的理论又告诉我们，考察效率的前提是”效率对谁而言“的问题。[33]一旦制度目标发生转换，其效率的逻辑也必然改变。获取地方治理信息的制度目标，也就决定了传统”上控“中审级的缺失未必是无效率的。毕竟，在传统社会的条件下，面对信息的有限与传递的滞后，统治者关心的更多是如何确保这些原本脆弱的信息渠道的畅通，以尽可能获取地方吏治失败的重要信息，至于事实的查清与规则的确定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考虑到帝国时代信息成本的高昂，[34]最大限度地减少”上控“的限制（成本），以求治理信息获取（收益）的最大化，或许构成了一种有”效率“的选择。
四、”越诉“的禁与不禁
帝制中国在对待”越诉“上的禁与不禁的”模棱两可“，也同样可从中获得解说。只不过，与单纯的效率解读不同，对于”越诉“问题的解说，我将更多地回到”上诉审“的理论模型，尝试从”上诉市场“与国家调节的视角重新解读帝国统治者”模糊“态度的成因。尽管两者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与”上诉审“基于当事人请求一样，”上控“的启动也以利害关系人的控告为前提。因此，”上控“制度运作的结果，可能构成一个类似的”市场“，并离不开”分化“机制的参与；所不同的，只是这一机制的关注点并不只是所谓的”错判“，而更多地旨在发现那些事关地方吏治与秩序稳定的”重要“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