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面的批评
Koschaker曾经批评那些远离生活和司法实务的法史学者，说他们奉行的是“鸵鸟政策”，把头埋进沙子里，根本不理会周围在发生什么。[17]他将19世纪的潘德克顿教科书和30、40年代的高度技术化的罗马法著作进行了比较。在19世纪，从事实务的法律人如果要查阅一本潘德克顿教科书，除了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只需要再稍微掌握一点拉丁文。[18] 而到了Koschaker写作的30、40年代，实务界的人士要读懂一本考证精致的罗马法专著，除了拉丁文，还得具备希腊文和古代东方语言的修养，这种作品摆明了就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19]
类似的批评今天仍然可以在法律史学者内部听到。Heinrich Honsell就说，只要罗马法的研究还是少数人才懂的神秘学问，就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历史-释义学法学的复兴。道理很简单，大多数人理解不了的东西，其说服力当然有限。[20]这种对法律史过于历史学化、远离实际生活的批评，表现的是一种姿态，就是要让法律史回归现实，关注法教义学所关心的问题。
（二）正面的主张
1． 法律进化论
从《德国民法典》施行开始，就一直有学者以“法律进化论”为法律史的实际作用辩护。直到今天，“法律进化论”仍然是最主要的一种辩护理由。这种理论认为，法律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历史上的法律是理解现行法律的重要手段。[21]尽管在民法典施行后，人们已经习惯于仅仅从法典本身出发去解释它，但长远来看这种方法会导致一种狭隘的字句和条文法学（Wort- und Paragraphenjurisprudenz）。[22]民法典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大部分内容都建立在一个长期的继受过程之上。对这一过程加以揭示，和孤立地解释条文相比，有时候更有助于准确地理解法律。不惟如此，法律史还能对法律的续造（Rechtsfortbildung）和法律政策有所帮助。[23]
2. 法律模型论
这种理论认为，法律史表明，有很多相似的法律问题和解答方案总是会不断重复出现。法律史因此可被视为一座武器库，聚集了大量将被一再反复运用的法律模型。[24] 早在1896年，von Blume就提出，法律史的任务在于检视过往的法律制度， 看看“这样或那样看上去已经生锈的兵器是否还可以使用”。[25]当代奥地利学者Mayer-Maly提出的广为引用的表达，“法律样式的重来”（Wiederkehr von Rechtsfiguren），也是法律模型论的一种表述。Mayer-Maly认为，法律史表明，一些结构，也就是法律规定的特定模式会不断地再现，因为法律装备的数量是有限的，我们无可避免地要不断求助于早已形成的那些法律样式。[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