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如何区分更多的是事实问题，而且其区分的标准是实质内容而非表达形式。在Templeton v.Jones案[24]中，被告称原告“憎恨官僚、公务员、政客、妇女、犹太人和专家”。有人认为，这数个语词可以拆分，它说的是原告仇恨几种人，但有人认为这些词语构成一个整体，表明的是原告对政治的仇恨。[25]
1.可分、独立的指控以及部分真实
若被指控的部分被认为是可分的、独立的诽谤，被告以真实性作为抗辩的，就必须对每一项指控的真实性举证证明，就上述Templeton v.Jones案[26]中，原告只针对“憎恨犹太人”这一诽滂起诉，而被告试图证明原告憎恨官僚、公务员、政治家、妇女和专家，则不能构成真实性抗辩，但如果被认为陈述是共同对“政治的仇恨”，被告这些举证很可能成功抗辩。
但如果原告控诉三项，被告只能对其中两项的真实性进行举证，如何处理？这是部分真实的问题。这种情形不能达到抗辩的效果，但被告仍可以获得一定利益，即由陪审团裁定减少损害赔偿金，但不包含诉讼费。而且被告不能一开始就以部分真实作为减少损害赔偿金的抗辩，因为真实性抗辩是一个完全抗辩。但制定法对这一规则有所修正，为被告提供更为有利的抗辩规则。如英国1952年《诽谤法案》第5条规定：如未获证明属实的事项并无实质性加重原告名誉的损害的，被告可以完全抗辩。即在前述情形，如果陪审团或法官认为相对于已被证实的三项指控，剩余的两项未被证明的指控对原告名誉的损害不起重要作用，可以成立完全抗辩。如在Khan v.O''Dea＆Another案[27]中，法官适用该规定判决被告胜诉。但如果剩余两项指控严重或实质性地损害原告名誉的，就不能构成抗辩。
2.不可分、非独立的指控以及Polly Peck抗辩
这种情形可以部分适用Lucas-Box抗辩规则，被告可以否定原告指控的陈述的涵义，而以“第二涵义”代替并证明其真实性来抗辩。另外，也可适用Polly Peck抗辩规则。普通法对该抗辩规则争议很大，因为它超出了原告的指控范围。该抗辩是指，原告只指控言论的部分事项的，被告有权通过说明全部陈述具有共同涵义，并证明没被指控的事项的真实性，实现抗辩目的。即如果原告只指控第一项到第五项，不指控第六项和第七项，法院可将全部事项交由陪审团裁决，被告也可以通过证明第六项和第七项是真实的，而且与前五项具有共同涵义而能抗辩成功。如被告主张其全部陈述具有共同涵义，即“原告制造虚假的电视时事节目”，就可以通过证明陈述中未被原告指控的电视时事节目是虚假制造的，来成功抗辩。[28]
总的来说，依据真实性这一抗辩规则，即使陈述违反道德或不涉及公共利益，甚至被告存有恶意，但依据“越真实的言论，越可能构成诽谤”这一法谚语，只要其内容是真实的，普通法倾向于追求真相。
三 公允评论
公允评论是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评论的抗辩事由。正如在1929年的判例中，法官斯克鲁顿（Scrutton）勋爵所指出的：“若被告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加以评论，该评论符合事实又是公允的，这种评论就应该受到保护。‘公允’即某些理性人很可能都会作出这样的评论，而其他理性人很可能对该评论存有异议。”[29]但现在公允评论这一抗辩事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英国福克斯委员会（Faulks Committee）[30]建议删除“公允”一词，只要被告的评论涉及公共利益就可以抗辩；新西兰将其修改为“真诚意见的抗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以制定法的方式规定为“评论”抗辩；在美国，它已被“宪法性抗辩”取代。[31]当然，各个普通法域的演变原因不同，涉及不同的历史背景或不同的政治原因，但其目的都是彰显言论自由的重要意义，如“允许公众对公共争议事项自由发表意见是一个自由的、负责的政府的基础，一旦失去评论自由，就等于一无所有，两者唇齿相依”。[32]
尽管如此，为了尊重名誉，公允评论作为抗辩事由必然有其边界，即使非常抽象及困难。英国颇受盛名的上议院法官尼科尔斯（Nicholls）勋爵是普通法诽谤法领域的著名人物，他认为适用公允评论作抗辩，被告必须证明五点：（1）该评论是就关乎公众利益的事项作出；（2）可辨别为评论而非意带诋毁的事实陈述；（3）该评论基于事实或受特权保护的事实；（4）该评论明确或隐含地基于哪些事实做出；（5）该评论由真诚的人作出，即使其存有偏见或夸张表达。“公允评论可作为诽谤指控的抗辩，目的是允许公众就有关公共利益的事项发表真诚的意见，从而促进言论自由，这跟宪法保护言论自由是一致的。只要符合上述条件，每个人都可受到公允评论抗辩的保护，自由地发表其真诚相信属实的评论，这符合公众利益。”[33]
（一）涉及公共利益的评论
迄今为止，只有被告能证明其评论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时，才能受到公允评论的保护。诽谤法中的公共利益应包括政治活动、公共事务、教育事务、体育文艺活动以及在公众面前表现的行为，包括艺术、文学作品展示等等。就是说，公允评论的前提是承认公众对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众人物”的关注，公众对一切进入公共领域的事物都有自由评论的权利。[34]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况非常广泛，如在Li Suk Han v.Sun Tien Lun案[35]中，有关公众利益的事项被形容为：“当一件事总体上影响了人们，以致于合理地关心或对事情的发展产生兴趣并波及周边相关的事项，这些都是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任何人都可以评论。”法官决定评论事项是否涉及公共利益时，如在Top Express Consultants Ltd v.Tai Lo Ngan Ying案[36]中，注册会计师以及美国职业考试的进修学院是否正常运行，被视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但在Li Ching＆Ors v.Koo Too Shing＆Ors案[37]中，皮克林（Pickering）法官认为对一个只有二百多名成员的紧密型地方同乡会所做的评论，不合适以公允评论进行抗辩，因为其协会不对外界开放，不涉及公共利益。但如果这类协会接受公共资金作为活动经费，法院就会有不同的看法。[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