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种辩诉交易，在法律程序上，须以特定的方式和渠道来获得实现。除了通过普通审判程序实现以外，更符合辩诉交易特征的实现渠道和形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

　　其一，通过检察机关放弃指控终止诉讼而实现辩诉交易。这种放弃指控（不起诉或撤销案件）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规范允许的，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是学理上所称“相对不起诉”，即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以起诉、可以不起诉，而犯罪嫌疑人是否配合侦检机关追究犯罪，是决定是否起诉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种情况则是于法无据但实践中又需放弃指控的。这主要是指犯罪行为人犯罪情节并非轻微，依法应当起诉，但起诉会损害更大的司法利益，实践中检察机关可能做变通性处理，对这些犯罪嫌疑人放弃指控。最典型的是查处受贿案件。由于受贿案件往往是行贿者与受贿者“一对一”进行交易，要查处受贿者，就必须取得行贿者的合作，成为控方的“污点证人”，否则，查处受贿案件将会面临极大的举证困难。但是，行贿者如果承认行贿，就会“自陷于罪”，面临着刑法规定的行贿罪的追诉。在这种两难境地下，检察机关为了打击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受贿罪，可能采取与行贿者进行交易的做法，即行贿者作为控方证人作证，控方对其行贿行为的刑事责任不予追究，放弃对其行贿罪提出指控，即使这种行贿行为并非“情节轻微”。这种交易行为在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中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做法。典型案例如在轰动全国的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中，检察机关对收受贿赂的林世元指控其构成受贿罪，行贿者费上利出庭作证，一审林世元被判处死刑，二审被改判死缓。而费上利行贿情节严重却并未被追究行贿罪的刑事责任，引起法学专家和群众的强烈反应。应当说，对费上利行贿不起诉是检察机关“舍卒保车”的不得已行为。这个案例反映了司法实践对辩诉交易的需要与现行规范的矛盾。

　　其二，通过刑事简单程序或普通程序简易审实现辩诉交易。对于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可以适用刑事简易程序。这些案件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通常都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因此，以程序简易化为特征的这种特殊诉讼程序，可以作为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实现辩诉交易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