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发。有效应对无理上访，需要在新时期加强基层政府的治权。这构成了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环。现代民族国家需要依赖高度的监控能力，尤其需要对归其统辖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的各方面实施反思性监控，包括全民性规范、行政监视、工业管理、意识形态的制约等。[59]正如亨廷顿所说：“必须先存在权威，然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60]目前学界高呼民主与自治，以及权利话语的片面化，大多是从西方国家的现况出发，主张按照目前西方政治模式对中国国家政权进行塑造，忽略了中国面临的国家政权能力建设这一关键问题，误导了当下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的方向。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基层治权建设要获得广泛认可，就必须与话语权的建设结合起来。权利话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基层政府确实存在侵害民众权益问题。然而，上访潮本身很复杂，基层政府的处境本身也很复杂，它常常相当弱势，无法应对无理上访者。权利话语使人们在给定的“侵权--维权”的空间中思考，这不利于上访问题的分类治理。“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权利话语就会像一本只有词汇和词组而没有语法和句法的书。”[61]真正意义上解决中国上访问题，一方面，必须加强基层治权建设，在基层政府的治权与民众的权利之间寻求合理平衡；二是要进行治权话语的建设，并以社会主义和宪法引导当前权利话语，在治权话语和权利话语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
加强基层治权建设，需要从加强基层政府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着手。迈克尔#曼曾区分国家权力的两个不同维度：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前者是国家精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后者则是指国家实际渗透到社会、在其统治的疆域内执行决定的能力，它是一种国家通过其基础设施渗透和集中地协调社会活动的权力。[62]当前上访治理的困境，正表明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能力仍然有限，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尚未完成。因此，基层治权的加强，毫无疑问会加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这样，基层政府才可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各种问题，包括有效应对无理上访的能力。为了保证基层政府的专制权力不伴随着基础权力(治权)的加强而膨胀，仍然要对治权加以种种法律约束，防止政府侵害民众的权利。治权的加强，并不意味着否定或减弱民众的权利，“在当今世界，作为一种旨在借助权利语言和机制来维护弱势者、受压迫者的尊严和自由的普遍道德权利，人权在价值认受上已然无人敢于公开反对，在制度上已然成为普通法。”[63]总之，要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完善基层治权，在基层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寻求平衡。
当前基层治权建设，不可能完全照搬阶级斗争背景下的权威性资源。上访是底层人民诉求于党和政府，其中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主要适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但并不排斥强制性的处罚。无论是说服教育还是强制处罚，都应当建立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上。因此，应当以公共秩序而不是阶级斗争为基础赋予基层政府治权，构筑相关强制处罚措施，对上访过程中破坏公共秩序者处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法治国家需要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不能容忍破坏。对于上访过程中的轻微违法破坏行为，说服无效的，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处罚，这也是为了达到积极教育和劝诫的目的。当然，为了防止这些措施被基层政府滥用，应当在法治框架下对基层政府施加必要的监督和约束。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有权向法院起诉，法院拥有最终的裁决权。
加强治权话语建设，需要对目前的权利话语进行纠偏。目前的权利话语将权利视作反对所谓“政府专制”的武器，其实质是一味反对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这是有所偏颇的。上访问题非常复杂，并非权利话语所能简单概括。尽管权利话语可以通过给基层政府施压来解决一些上访案件，但并非全面治理上访的有效长久之计。对权利话语进行纠偏，需要向媒体和社会展现上访潮中无比荒诞的无理上访(特别是谋利型上访)，这有助于社会全面理解上访潮，从而对基层政府加强治权建设，持更加务实的态度和看法。而且，应当强调权利不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强调权利的道德资格。“强调德性并不必然导致降低权利的重要意义，增进权利也非必然会削弱对集体利益的道德关怀。”[64]“强有力的权利话语并不需要排斥一种相当发达的责任语言；权利不需要用绝对化的形式规范，以使之印象深刻、铿锵有力；权利的承载者可以被想象为既社会化又自觉的形象。”[65]权利也作为一种潜在责任而存在，它依赖于“公民道德”。人们拥有权利，仅在他们大体上负责地行为的意义上。[66]这样，可以降低政府进行上访治理的成本，更有利于上访问题本身的解决，也会有利于民众权利的落实和法治进程的推进。当基层政府能够成熟地面对权利话语，就既可以受权利话语的压力而保障上访民众的权利，又不会受权利话语约束以至于无法正常开展上访治理工作。
跳出目前权利话语的迷思，引导中国权利话语的健康发展，进而为基层政权加强治权建设开辟制度道路，最终政府能够从象征秩序和治理资源两个方面有效应对上访(尤其是无理上访)。在话语合法性基础上，享有充分的治权，基层政府就可以对现有的上访案件依法进行分类治理，有效遏制无理上访，并从治理中树立全国性的规则，这样最终必能推进公共规则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在务实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法治建设。
【作者简介】
陈柏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
【注释】KevinO''Brien&LiLianjiang，RightfulResistanceinRural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pp.1-24；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
参见冯象：“法学三十年：重新出发”，《读书》2008年第9期。
(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77-78。
(英)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页210。
(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王铭铭校，三联书店1998年版，页21。
吉登斯，见前注，页98。
参见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
笔者在“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未刊稿)一文中对这些无理上访类型有较为明确的界定。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一些上访虽然缺乏合法依据，却可能有意识形态、政策、地方性规范、情感等方面的依据或诉求，笔者将其归为商谈型上访。商谈型上访是合法性比较模糊的上访，上访人不一定有明确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却认为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合理，因此上访“商谈”，这种上访有改变法律和政策的潜在可能性。
田先红，见前注。
参见孙敬林：《农村信访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页64-71。
参见申端锋：《维权与治权》，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
参见王进忠：“解读非正常上访”，《辽宁警专学报》2009年第2、3期；丁胜、文思宛、罗思源：“非正常上访问题研究”，《唯实》2009年第2期；谭鹏：“妥善解决无理上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15册)卷144《
刑法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4211。
《清史稿》中提到的叩阍事件就有23起。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54-55。
王又槐：《办案要略》，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页69。
HsiaoKung-ch''uan，RuralChina：ImperialControlintheNineteenthCentury，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0.
吉登斯，见前注，页17、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9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页363-402。
同上注，页28、371。
同上注，页370。
同上注，页354。
同上注，页396。
同上注，页28、37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370。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页369。
同上注，页354。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302。
《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8月1日)。参见本书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编(2009年版)》，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551。
罗瑞卿：“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草案的说明”(1957年10月22日)，参见编辑组编：《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1949-1959》，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页338-346。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217。
同上注，页22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154。
如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6月20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6年12月1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工作细则试行》第12条，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信访条例》第22条等。
参见尹宗利：“从启蒙、权力话语看-隐蔽的教育家.福柯”，《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Bourdieu，LanguageandSymbolicPower，London：Politypress，1991，p.170.转引自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119。
吉登斯，见前注，页254。
吉登斯，见前注，页215。
(美)玛丽·格伦顿：《权利话语》，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142。
参见李昌平：“乡村治权与农民上访”，《三农中国》(第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申端锋，见前注，页22。
吉登斯，见前注，页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32-33。
可参见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参见盛学友：“两公民质疑‘信访收容’”，《南方周末》2003年10月9日。
参见陈方：“如何保护‘非正常上访中’的正当权利”，《潇湘晨报》2009年11月13日；刘今定：“从某县制定《非正常上访行为处理办法》谈越权立法问题”，《人大研究》2005年第5期。
2004年1月，广东省政协委员朱征夫提案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并要求广东先行一步。2007年底，茅于轼、李方平、胡星斗等69位社会名流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页365。
参见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罗尔斯，见前注，页365-367。
参见(美)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页106-118。
参见谢维雁：“公民不服从的宪政意义及其中国语境”，《浙江学刊》2007年第4期。
参见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
参见张修成：《1978年以来的中国信访工作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7。
参见应星：“作为特殊行政救济的信访救济”，《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张清：“农民阶层的宪政分析--以平等权和上访权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法学》2005年第2期。
笔者在“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未刊稿)一文中将上访分为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和商谈型上访三大类及若干小类，并对具体分类治理措施有详细论述。
吉登斯，见前注，页19。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8年版，页6-7。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4年版，序，页12。
参见(美)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陈海宏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页68-72。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三联书店2004年版，序，第14页。
同上注，页128。
玛丽·格伦顿，见前注，第188页。
参见(美)霍尔姆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09-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