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诉讼效率的价值，认为“廉价的、快速的、大体上符合事实的判决，错误的风险虽然有所增加，但对有效执行实体法所体现的政策，将具有更大的效力”{8}。诉讼应当讲求效率，尽量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来换取对案件的公正处理。在保证基本公正的前提下，诉讼程序应尽可能快速地进行，每一阶段尽可能不重复，整个程序具有终结性。从效率性要求来看，检察机关抗诉的强制效力对诉讼效率的实现是一种障碍。检察院的每次抗诉，意味着诉讼程序的又一次重复，无论是检察院、法院，还是当事人，都将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根据生效裁判确认的民事关系又产生了新的民事关系，那么，新的民事关系主体即使和案件无关，也不得不承受由抗诉引起的民事关系动荡所带来的后果，如合同的变更或无法履行。这就进一步引发了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社会的诉讼成本。特别是在检察院抗诉而法院认为不应再审的情况下，法院对强制启动的再审的态度，必然是消极的、抵触的，再审过程免不了形式化、走过场，最终还是维持原来的生效裁判，实际上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增强法官、检察官的责任心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当把这一思想不加分析地运用到民事诉讼程序上时，其正确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如果把它强调和运用过头了，真理甚至会变成谬误。”{3}民事抗诉的强制效力过于偏重纠正错案，过多地牺牲了裁判的稳定性和诉讼的效率性，其合理性不得不令人怀疑。

　　三、民事抗诉制度运行过程的矛盾性

　　民事抗诉制度是通过检察院提出抗诉、参与诉讼的方式来运行的，在这一制度运行过程中，检察院各种监督权力的行使将引发出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

　　民事法律领域实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是解决民事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的程序机制，作为保护私法权利的司法形式，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诉讼的主导权由当事人双方行使，程序的发动和推进由当事人自己决定。对于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判，当事人如不认同，法律将赋予其请求救济的手段和权利，如上诉、申请再审等。按照意思自治原则，这些权利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得随意干预。检察院如果未经得当事人的同意，或者甚至在当事人明确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抗诉，很明显侵犯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因为即使当事人不认同法院的裁判，但考虑到时间、精力、费用以及其他诉讼成本等因素，仍可能放弃权利，不愿继续进行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