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规制模式的转变
当前民间融资的规制模式，面临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困境，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与其法律制度被社会实践抛弃，倒不如法律制度主动寻求变革。笔者认为，民间融资的刑事规制模式的转型，应当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努力：第一，刑法应当充分发挥其谦抑精神，不过早、过快地介入民间融资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对民间融资予以最大的宽容，并对民间自发兴起的融资创新实践活动予以必要的容忍。金融危机背景下，私营企业，尤其是中小私营企业普遍面临资金困难，民间融资实际上更加趋于活跃。另外，由于个别企业的破产或经营状况维艰，民间融资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矛盾进入了一个总体爆发期，给一些地方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在对民间融资越来越宽松的整体环境下，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思考民间融资违法与犯罪的边界，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公安厅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对于“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而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这种思路值得借鉴。总之，处理民间融资，关键在于处理好刑民交叉案件，应当改变传统思维，并遵循“先民后刑”的原则，克制刑法随意介入的冲动。第二，加强对欺诈性融资的打击力度，欺诈性融资即融资诈骗，它和一般性的非法融资、民间融资绝不是同一个概念。欺诈性融资冲击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危害广大投资人的基本利益，并有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历来是国家监控和打击的重点。对此，应当努力探索对欺诈性融资包括事前预警、善后处理等措施在内的一揽子的、综合性的规制体系，而不应当过于依赖刑法这一最后的防线。
需要注意的是，民间融资的刑法制裁体系，是为国家管制民间资本的公共政策服务的，因而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刑法制裁措施，难以摆脱民间融资管制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的约束。后者犹如操作系统的“底层协议”，它们在激活民间资本、推动金融体制创新方面无疑具有更大的统治力。
【作者简介】
李怀胜，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
【注释】参见1991年7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参见2004年11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活动的通知》；2007年7月25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法惩处非法集资有关问题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