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提高诉讼费收费标准，严格诉讼准入门槛。现行的诉讼费收费标准是80年代的产物，已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无法发挥其制度区分和潜在的引导功能，因此，应在重新审视诉讼费的功能的基础上，提高现行诉讼费收费标准，抑制滥用诉讼的现象，消除孳生纠纷诉讼化的土壤，以节省稀缺的司法资源，为高效优质的诉讼活动拓展空间。

　　（2）确立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费用的制度。民事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这是各国司法制度的通例，所不同的只是承担的费用内容不相一致。如德国民事案件的败诉方不仅要支付胜诉方聘请律师的费用，而且还要支付法院的费用；日本由于不实行律师代理强制主义，败诉方只需支付法院审判费用和除律师费用以外的当事人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费用，不仅符合公平正义的法理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滥诉方的诉讼成本，使当事人审慎地启动诉讼程序、提出诉讼请求，从而从根本上阻却小额给付之诉、“成本利益”接近之诉以及无端之诉。从立法上看，我国现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4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这一规定可作为制度可行性的立法支持。当然，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平衡，胜诉方因诉讼而支出的费用亦悬殊较大，各地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承担范围和标准。

　　（3）建立滥诉赔偿制度。滥用诉权是纠纷诉讼化的极端表现形式之一，它对整个法律制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贻害无穷，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规定了滥用诉权的责任，从而在源头上杜绝滥诉现象。例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32—1条规定：“以拖延诉讼方式，或者滥诉方式进行诉讼，得科处100法郎至10000法郎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偿。”笔者认为，民事诉讼过程中人力、物力、时间等成本的耗费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耗费的成本应根据相关当事人的过程情况来分担，即对诉讼的发生谁有过错就由谁承担，各方都有过错的，则根据过错情况分担。因此，建立我国的滥诉赔偿制度，其必要性和深远的意义不仅在于扼制诉讼纠纷化的趋势，激活非讼纠纷解决机制，而且可以为整个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一个切入点。

　　3、构建ADR体系，满足不同类型纠纷以及冲突主体的需求。近年来，ADR在国外迅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引进ADR体系这一问题上，可以说，我国的理论和实务界已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只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存在无休止的争论。笔者无意对我国ADR体系的制度设计、程序运作妄发浅见，只是基于本文抑制诉讼、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旨意出发，认为在设计制度过程中必须蕴含以下原则：

　　（1）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优先原则。为从根本性转变纠纷诉讼化的倾向，在设计非讼纠纷解决方式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转换关系时，要彰显“息讼”的思路，采取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优先的原则。

　　（2）强制调解原则。对某些不适宜直接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应列入强制调解的范围，主要包括：A.标的额较小的纠纷。这类纠纷如直接进入诉讼程序，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B.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医患纠纷等。这类纠纷由于损害发生的原因和范围、责任归属和大小，往往须要长时间才能确定，而受害者通常急需金钱支付医疗费用，先行调解有利于纠纷的妥善解决；C.家事纠纷。这类纠纷由于当事人间关系亲密，适用调解更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可以修复因纠纷而遭到破坏的双方关系。

　　（3）程序转换原则。非讼纠纷解决方式广泛运用引发了另一个忧虑，那就是可能会危及民众的正当程序保护，这种担心显然有其合理性基础。基于此，在具体设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时，必须合理设置诉讼与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程序转换机制，当事人可行使程序选择权，自由转换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从而获得充分的救济，并最终解决纠纷，维护其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