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司法理念鼓励纠纷通过非讼方式解决，在这一语境下，占主导地位的对抗型的争端解决方式——诉讼逐渐让位于合意型的争端解决方式。然而，我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民众和官员对诉讼正表现出罕见的热情，小至讨说法性质的“1元钱官司”、“争气官司”，大至不满高考招生实行“倾斜分数钱”而提出的“平等教育权官司”、“男女平等权官司”等等，层出不穷的权益诉求如潮水般涌向法院，诉讼作为“最后救济手段”的地位正逐步发生转变，成为了事实上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据《中国青年报》2002年10月9日的报道：“近年来，各地法院受理的小额侵权赔偿纠纷越来越多。此类纠纷大多是为一点小事，或者是为了赌气争胜，动不动就进入诉讼程序，其结果往往造成国家司法资源的浪费”。与此同时，法院为了扩张自身的权力范围，摆脱在宪政格局中处于边缘化境地的窘况，一方面广开“衙门”，企图将各种纠纷都纳入司法轨道，“受案范围呈现扩大之势”，[11]诉讼被过度使用于纠纷解决；另一方面，为克服“久调不决”的现象，强化判决对经济秩序的规制作用，司法实践中过度渲染庭审功效，片面追求所谓的当庭宣判率，使我国的诉讼模式演变成彻底的“判决型”模式，曾经焕发旺盛生命力的调解在判决面前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从以下两表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豹一斑。
表一：一审民事案件[12]与调解案件[13]的数量比
年份 |
一审民事案件数量（Ａ） |
调解纠纷数量（Ｂ） |
Ａ／Ｂ
（％） |
1993 |
2091651 |
6222958 |
33.6 |
1994 |
2382174 |
6123729 |
38.9 |
1995 |
2714665 |
6028481 |
45.0 |
1996 |
3084464 |
5802230 |
53.1 |
1997 |
3242202 |
5543166 |
58.5 |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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