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说也有不当之处。有证明负担的当事人，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仅有承担不利裁判后果的风险，仅此而已，法院及对方当事人并没有要求其必须举证证明的权利。有证明负担的当事人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把诉讼进行下去，或放弃诉讼权利，或为自认，或为认诺，或不作任何表示，或有证明负担的转承情形，他也不需主张，更无须举证，这样，特别是在后者，有证明负担的当事人，他被动不举证，也不积极为其他证明，并不必然就承担诸如承担赔偿责任，或受其他不利益的拘束之类的义务，相反，他也有可能获胜诉判决，故很难用无权利即无义务，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义务原理来理解证明负担。
如果从权利义务的法理来讲，义务的履行是为权利的利益而设计，所以，须有与义务人相对应的权利人存在。但证明负担的履行，是为举证人自己的利益，而无所谓权利人存在。当事人不尽其证明负担时，仅对其自己有不利的可能性（也不是必然就不利于己），但有一点是极为肯定的，那就是在当事人不尽其证明负担时，一定是对对方当事人有利，在此情形下，很难说当事人不尽证明负担，会对他人不利，或违反保护他人的义务。而且，责任为不尽义务时所发生的结果，与义务本身根本不同。所以，义务说的不妥之处也是随时可见的。
效果说，有无法批驳的道理，但行为社会学的味道十足，而法律规范的品味全无，顶多是一种行为心理学的解释而已。而诉讼上的观念说，又从理念的角度解读证明负担，丝毫没有解释证明负担的法律性质。
本文认为，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是特定的法律效果发生或不发生，所必需的事实存在与不存在，发生事实认定真伪不明情形时，当事人一方因这一事实处在不明状态，将受不利益的判断，为避免这一不利益的判断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必须就该事实提出有关的必要的证据，使法院相信其主张为真实之谓。当事人在某一诉讼中，要求法院依其主张为裁判，将其主张的特定、重要、有关联的事实作为证明标的，对此必须举证证明，并进行必要的辩论与说明，如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或不能说服事实审理者，则负不能依其主张为裁判的危险。可见，证明负担既不是一种权利，也不是一种义务，而是一种败诉危险的负担。
所谓负担，实有危险（risk）的意思，因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或法律强加给自己的以证据证明的负担，承担该负担的当事人，如果在法庭审理终结前仍无法完成或卸除该负担，即承担败诉裁判的结果。所以，在最终判决以前这种负担总是与承受证明负担的当事人相伴而生,虽然在以后的诉讼中，有可能卸除，也有可能继续承受，但在诉讼之前或之初，他也不知道对方当事人手中所掌握的证据情况，其结果总是有一种危险相随于有证明负担的一方当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