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一些学者主张追认应导致合同主体发生变更，权利人成为真正的出卖人，受让人可直接请求权利人履行义务。[11]该观点因与合同相对性原理相悖而招致批评。[12]故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权利人的追认仅使无权处分合同生效，并不导致合同主体变更的后果，其理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依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仅在当事人间产生效力，除合同另有规定外，第三人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和义务；第二，债的主体变更，主要有债权让与、债务承担、合同承受等形式，而追认系单方意思表示，不能以此而使他人的合同对自己发生效力；第三，权利人追认的意义仅在于补正处分人在处分权上的瑕疵，从而使无权处分合同确定地对处分人发生效力，而不是对权利人发生效力。[13]

　　笔者认为，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所提出的批评虽颇为中肯，但其主张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权利人和受让人均可能带来极为不利的后果。首先，按这一见解，权利人的追认行为虽然对受让人而言利益攸关，但对权利人却几乎没有拘束力，既不使其成为合同当事人，也不使其因此负担任何义务，这意味着权利人可以任意行事而不必顾忌是否会损及受让人的利益。因而在标的物交付之前，权利人可以在对受让人表示同意出卖的同时，又对处分人提出回复标的物的请求。此时，合同虽因权利人的追认而生效，却必然陷入给付不能，受让人只能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对权利人的出尔反尔却束手无策。法律若采取这样厚此薄彼的态度，不仅对受让人极不公允，也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无情践踏。

　　其次，依合同相对性原理，权利人进行追认后，并不能依据该合同直接向受让人主张价款，也不能对其提出诉讼进行追索，其获得价金的途径有二：一是与处分人协商达成债权让与协议，二是向处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或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价款支付之前，权利人如果想直接获得受让人的支付，只能通过第一种途径，别无他法。然而，这种要求对权利人未免过于苛刻：在自己的财产被擅自处分后，要获得本该属于自己的价款，竟必须去与实施侵害行为的人进行协商并获得他的同意，这不仅有违生活常理，而且无疑也是对权利人法感情的第二次伤害。更何况，此时权利人还得受制于处分人，如果处分人拒绝进行债权让与，权利人就不可能直接受偿，只能通过第二种途径获得补偿。而无论是哪种途径，权利人显然被置于不利的被动地位，而处分人却处于合同债权人的优越地位，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信赖危机下，权利人的利益更是岌岌可危。如果说处分人的无权处分行为已经刺了权利人一刀的话，那么合同相对性原理此时无疑又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由此可见，两种对立主张均面临着困境，难以周全。权衡之下，笔者倾向于肯定说，即无权处分的合同经追认后，应对权利人产生效力。为使这一主张与合同相对性原理相兼容，笔者认为可从两个方面进行协调：第一，将权利人的追认视为一种授权行为。依民法原理，“对他人从事的法律行为表示同意，在时间上，可以发生于该行为之前，也可以发生于该行为之后。”[14]发生于行为之前的为允许(授权)，发生于行为之后的则为追认。追认作为一种事后的同意，也可看作是事后的授权。而且，追认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即无权处分一经追认，则视为处分人自始被授予处分权，合同溯及订立时即发生效力。第二，鉴于合同是以处分人的名义订立的，不能适用代理的一般规定，作为权宜之策，在权利人追认后，可视为其与处分人成立间接代理关系，从而参照适用《合同法》第403条有关间接代理的规定。[15]参照该规定，不论权利人采取明示还是默示的方式，也不论其意思表示对处分人还是受让人作出，一旦他对无权处分合同进行追认，真正的利害关系人即已经明确，该合同就可以直接拘束权利人和受让人。此时，权利人不必再隐于处分人之后，籍处分人之手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受让人，再辗转地通过向处分人行使请求权来获得支付，减少了收取价金的风险和麻烦。对受让人而言，由于可以直接请求权利人进行交付，合同的履行更有保障，尤其在标的物为不动产时，如无权利人的配合，过户登记难以完成。当然，由于间接代理在制度设计上更倾向于保护受托人，且以第三人或隐名委托人不履行合同为披露的前提，将其适用于无权处分的情形难免有不妥贴之处，但这些都可以通过司法解释予以化解，并不构成实质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