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极星准则的诞生与实务应用
依据欧洲议会于1992年有关量刑之推荐意见[5]，荷兰于1995年开始北极星发展计划，该计划组成8人专家小组（主要为检察官）及检方的支持团体（paralegals）搜集了大量的判决作为因子分析，作质化及量化研究，找出应列入准则之因子[6]，再与计算机技术结合。其第1个准则诞生于1999年，目前已进入第2版（下称为北极星准则）。在北极星准则出现之初，受到实务界的反弹，司法官及律师都认为他们法学教育充足，并不需要计算机告诉他们如何求刑及量刑。经过长时间的磨合，目前荷兰适用的情形是，北极星准则普遍地为检察官、法官、律师及社会大众所接受。有趣的是，法院体系自己也发展了自己的量刑规则，此一规则运作模式与北极星准则如出一辙。但在实务运作上，荷兰北极星准则才是影响大部分案件具体求刑的准则，大约1年有100万件经由适用北极星准则决定刑罚[7]，平均而言，大约有20％的案件不能适用，此多属重大复杂犯罪，杀人、性侵害后杀人等案件。
在适用的强度上，北极星准则为检察官求刑重要参考，但准则之规定，只是对一个预设的行为作刑度参考建议，并不当然拘束检察官。如果一个特定案件有特殊情境因素是北极星准则所未论述考量的，检察官有权于叙明事实后拒绝适用[8]。
（三）北极星准则之求刑理则
荷兰在北极星准则出现前之刑度裁决模式，从问题至决定的产生过程并不透明，只能说是一些司法人依照一些地方性的准则作出的所谓专业的判断；而以前所依赖的准则，事实上有很大的裁量空间，各地的准则也多有不同，其结果是多样化的、不透明的刑度。
在北极星准则施行后，裁决的过程分为5个思考阶段：（1)是否为北极星准则适用之犯罪类型[9]；（2)选择正确的规则；（3）适用该规则；（4）检查（此部分即检察官确认适用之结果是否符合预期，同时考量是否有准则未提及的个案特殊性）；（5)执行（具体求刑）。整个过程均依赖计算机运算，在2至3分钟内可以算出刑度参考值。在检察官依引导点选求刑因素后，计算机会从起算点[10]（startingpoint）开始计算加重或减轻的点数（sanction point)。其计算的架构（framework)，是由各罪基本点数（Basic points)[11]－加计刑度决定因子（Judgement factors )[12]—点数（Penalty points）-（数罪时）递减计算（Diminishing benefit of punishment)[13]—总惩罚点数（总求刑）（Sanctionpoints）—起诉求刑（indicated sanction on type and size )。也会有些因素不是以加减的方式计算，而是以加权一定百分比方式计算总点数，此称之为犯罪特别因子（Offence specific factors)[14]。最后再依总点数，决定量刑的种类和刑度[15]，可能是罚金、劳动服务，也可能是入监服刑。原则上超过30点就要起诉，低于30点则可适用社会劳动等转向程序，前面两种在起诉时，检察官可以决定，但入监服刑则须由法官决定。
（四）荷兰北极星准则之启示
此次参访荷兰之北极星准则，深觉各国之求刑、量刑困境相互共通，而荷兰的北极星准则，则树立了以检察官具体求刑实践客观、透明、科学化量刑的典范。荷兰之北极星准则，经分析有以下值得参考之处：
1．证明以具体求刑引导法院量刑之可行性
量刑取决于内聚而难以言明之量刑惯行，检察官复自弃求刑建议之职，而谓量刑是法院专属权限云云，使刑罚系统常年麻痹，学者每以黑盒视之{4}，积弊已久。比较观之，荷兰之检察官体系在刑度妥适性议题上，从不妄自菲薄，而是由侦查机关主导，从刑罚理论出发，导入信息科技，完成具体求刑参考准则并推行全国检察署，由检察官在具体个案函摄准则后带入法院，以优势之计算机运算协助检察官完成强有力之说理，再由法院检验其理则。其结果使法院深为折服，实质影响量刑刑度[16]。客观言之，荷兰检方显然成功地以此具体求刑准则的“软实力”引导法院回归透明、科学之量刑，法院亦从而获利，可以在检察官透明理性的具体求刑基础上，加入法院之角度酌调妥适之刑。荷兰之具体求刑制度，可谓体现检察官法治国守护人、公益代表人地位，与法院就量刑妥适性相互教正，同时宣示院检的平等职能。
